周晓霞:《教育敕语》是日本畸形的社会伦理产物

2018-03-06 09: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晓霞

  2017年,日本森友学园旗下塚本幼儿园推行“尊皇”、“爱国”教育一事,以及安倍内阁成员拥护敕语精神,并表示不反对各学校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的一系列举动,使得《教育敕语》再度成为日本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和批评的焦点。这些歌颂和“复活”《教育敕语》的言论及举动所暴露出的是,二战后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以《教育敕语》为代表的一套迷误日本人的“国家哲学”一直未被彻底地清算。

  《教育敕语》的发展过程

  自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以西方列强富国强兵的现实经验为其取向坐标,推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迈向现代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势必也会引发现代化与传统的价值观混杂的局面。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不仅使得此前长达十多年之久的甚嚣尘上的德育论争告一段落,由此确立其后日本学校教育的根本方针,即“义勇奉公”、“扶翼皇运”的国家主义教育。《教育敕语》颁布后,文部省要求各小学校长、教员及学生在特定的节庆日向奉安殿中天皇和皇后的写真行敬礼,并奉读《教育敕语》,校长则根据敕语精神来对学生进行训示。《教育敕语》作为近代日本天皇统治的重要支柱,对战前、战时日本国民精神的塑造与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神道中对于皇室祖宗的追念以及对天皇的忠诚结合起来,形成了民族的神圣使命意识,为日本培养出庞大的“忠孝”国民群体。正是由于“忠孝”国民群体的存在,日本才得以实现举国一致,并发动了一连串的对外侵略战争。

  自日本战败投降后,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极大的冲击,其中尤其以19世纪末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教育敕语》为制度依据和精神支柱的“国体”观念受到的震荡最深,特别是作为“大日本帝国核心”的《教育敕语》建构的“意义”世界随着战败而逐渐瓦解。战败后,美国教育使节团、日本教育刷新委员会、贵族院和众议院等纷纷围绕教育敕语问题进行了各种讨论,且文部省也颁布了相应的措施对敕语作了一定处理。如1946年3月颁布了“国民学校施行规则”,删除了在仪式等场合奉读敕语的规定,并在关于中等程度学校的规定中删除了“教育要遵循教育敕语宗旨”的条文。这些立法及行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敕语》在学校教育中的崇高地位,但不难看出,多数行政措施其实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被动、消极推行的,日本政府更是自始至终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教育敕语》。

  《教育敕语》沦为右翼势力的工具

  《教育敕语》被废止后,日本朝野间关于教育敕语问题迭有讨论,而一直持续至今的歌颂和复活《教育敕语》的言论和著作更是不胜枚举。“复活”论者们普遍认为,《教育敕语》已经成为很多日本人日常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它的废止使得不少日本人感到他们的道德生活出现了一种空白,并导致战后日本道德价值的混乱失序。他们极力主张,《教育敕语》中包含着普遍的价值,依然可以作为战后日本人的“道德准则”。

  2017年,教育敕语问题发酵之际,针对来自日本民进党、共产党等国会议员的质疑,安倍内阁成员进行了答辩。他们反复强调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由于战后《日本国宪法》及《教育基本法》的制定,《教育敕语》在法律上已丧失了其效力,但在不违背《日本国宪法》及《教育基本法》基本理念的前提下,《教育敕语》可以作为教材使用,并不禁止在早会等场合进行奉读;第二,将《教育敕语》作为唯一的指导原理是不允许的,但可将其作为指导原理之一运用于道德教育中;第三,学校及所辖的教育委员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可选择《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如果使用不当,所辖教育委员会应予以恰当指导;第四,《教育敕语》中包含着普遍的价值,例如“孝于父母”、“夫妇相和”在今天也是通用的。这些很成问题的论调反映了敕语“复活”论者们的普遍态度。在安倍政府加紧强化“爱国心”教育步伐的今天,《教育敕语》依然被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用作解决日本人精神诉求的思想工具,成为他们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旗帜。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