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程思想的不同看中国哲学的两种理论形态

2018-03-07 10:12 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杨祖汉

An Exploration on Two Theoretical Forms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eng Hao and Cheng Yi's Thoughts

 

  作者简介:杨祖汉,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台湾 桃园 32001 杨祖汉,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哲学研究所特聘教授。

  原发信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75期

  内容提要:二程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哲学的两种形态。所谓哲学,按照康德的定义,即哲学以思辨为其本质,而思辨是抽象地去了解普遍者。程明道是既圆融又分解,不离开具体特殊的事物而体证普遍的天道;其弟程伊川则明白地分辨特殊与普遍,对理气、心性的不同,给出了清楚的区分。这两种分解的形态虽然不同,但同样表示了哲学就是将普遍者从具体中抽象出来之义。再分析郭象注庄子所用的“寄言出意”的方式,郭象的玄谈也符合哲学之为思辨的意义。由此可证,即使用西方康德对哲学的定义,中国儒道的重要思想家及其思想,也符合哲学是思辨之学的规定。

  Thoughts of Cheng Hao and Cheng Yi represent two forms of Chinese philosophy.According to Kant,philosophy takes speculation as its nature and speculation tends to understand the universal in an abstract manner.While Cheng Hao justifies the universal way of heaven on the basis of concrete and special things due to his notion of both "merging and separating",his young brother Cheng Yi make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special and universal,and further distinguishes "Li-Qi(理气)" from "Xing-Xing(心性)".Differing from each other,both of them show that philosophy is an abstract meaning generated 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universal.It is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way of "Ji Yah Chu Yi(寄言出意)" in Guo Xiang's annotation on Zhuang Zi,suggesting that Guo Xiang's discussion about metaphysics accords with the proposal "philosophy is a speculative meaning".This explains that,ev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ant's definition on philosophy,Chinese thinkers in Confucianism and Daoism,as well as their thoughts,follow the law of "philosophy is speculative".

  关键词:中国哲学/思辨/二程/郭象/朱熹/康德/Chinese philosophy/speculation/Cheng Hao and Cheng Yi/Guo Xiang/Zhu Xi/Kant

 

  哲学的定义很多,莫衷一是。劳思光先生认为哲学难以定义,即不能以下定义的方式对哲学这一门学问给出明确的规定。他举例,在众多定义中,“探求最后真相的学科”似乎是很好的说法,但所谓“最后真相”没有明确对象,其意义不断在变化,故这一定义也不能用。他认为哲学可能不能用一般定义之方式,只能给出实指性的规定,如:哲学是包括形上学、知识论等等的学问[1](PP.4-20),而中国哲学是以心性论为主的。唐君毅、牟宗三两位先生亦都给出哲学的定义,其定义可涵纳中国哲学的特色。①以上诸位先生的说法都很恰当,但我认为用康德对哲学的规定,比较能说明本文要提出的观点,即中国哲学也有其思辨性,符合西方人一般所谓哲学的定义。康德的说法是:

  要确定普通的知性使用何处终止和思辨的知性使用何处开始的界限,或者说,要确定普通的理性知识在何处成为哲学的界限,是有些困难的。[2](P.17)康德之意是说哲学是“思辨的知性使用”,而与普通的或一般的知性使用不同。这两种知性使用的界线,应该就是一般的思考与哲学的思考之分别所在。这一分别,亦同于普通的理性知识与哲学之分别。康德续云:

  然而这里还是有一种相当可靠的区别特征,即:抽象普遍的知识是思辨的知识;具体普遍的知识是普通的知识。哲学知识是理性的思辨知识,它开始于普通的理性使用着手探索抽象普遍的知识的时候。[2](P.17)康德认为一般的或普通的知性使用得到具体的普遍的知识(对普遍者的具体知识,或通过形象具体地了解普遍者),而思辨的知性使用得到抽象的普遍的知识。普通的理性知识与哲学的理性知识的分界,就在于普通的理性使用探索抽象普遍知识之时。意思是说把理性知识中的“普遍者”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以求对普遍者作清楚的了解,这就是哲学的知识。而这种活动也就是思辨的(speculative),于是哲学的活动或哲学的知识就是从具体中把普遍者抽出来理解。康德在该书中认为哲学首先发生于古希腊,而其他世上有些民族虽然有关于神、灵魂不死等理性知识的思考,但没有根据概念和规律来抽象地探究这些对象的本性,即是没有将具体的理性使用与抽象的理性使用分离开来。他认为中国人与印第安人就是如此,不认为中国有哲学或哲学思考的发生。[2](P.18)后来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中,对莱布尼兹时代轰动一时的孔子的教训,作出严格的批评,他认为《论语》只是讲常识的道德,“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3](P.119)黑格尔这一评论,应该也是顺康德之意来说的。当然从思辨或思辨性来规定所谓哲学,是顺着西方哲学传统来说的,可能不适合于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无论是由本土生发的儒、道还是外来之佛教,都是重实践的学问。儒家以成德为终极目的,而成德是要充分实现人的道德意识,即要使意念、行为都纯依仁义而发;道家追求无心而自然的境界,以成真人(或至人)为最高理想;佛教要通过实践使人从业力烦恼中得到究竟解脱,而此即是佛境界,故佛教是实践的解脱论,这是一般所熟知的。但虽重实践,是否就没有思辨或思辨性的表现呢?应该不是的。中国哲学的思辨性,是在实践的要求下表达的。牟先生曾说,这是所谓“教下名理”。②三教都要求通过实践而达到理想的生命境界,而在此要求下也展开了清明而严格的思辨。在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的阶段,有关成德之教的本体论与工夫论,论辩是非常繁复的。道家发展到魏晋玄学,对所谓名理的讨论,及表达玄理的境界,其中的论辩与有关诠释方法的讨论(如“言意之辨”)也是很丰富的。佛教各宗派对于教义的论辩,大小乘及大乘各派间的争论,如有关究竟的教法与圆满的佛境界应如何规定,何种教法及理论是佛教的圆教,都有深刻的讨论。三教都扣紧了生命实践的理想要求而表现出非常丰富的思辨性,也就是哲学性的活动。就此而言,三教是以“理想的人格”为对象作抽象的了解,即在三教的成德实践之要求下,要通过思辨活动而了解的“普遍者”是“理想的人格、生命”。当然,在立教之要求下,此教下名理是有定向的,亦涵讨论如何达致圣境之工夫,因此与哲学名理不同。本文不能涉及太多三教中的思辨性的哲学思考,只能略陈一二。③据康德上文所说,所谓哲学就是思辨性的活动,而思辨就是要将对普遍者的理解从具体进到抽象。也可以说是将普遍者从具体中抽象出来,或说对共相的了解从具体进至抽象。虽然康德认为中华民族缺乏思辨,但以此一定义来说明中国哲学,我认为却是很能表意的。只是此中所谓普遍者须从实践的要求来界定,儒释道所言之天道以及圣人、佛或真人的生命境界都属此。此义可从二程之不同思想形态来展开讨论,进而揭示中国哲学思辨之特色。

  一、程明道的圆融式的分解

  二程的思想形态不同,这是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就提出来的说法,后来牟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中做了充分的证成,应可说是定论。二程的不同我认为正可以表达两种哲学思辨的形态。冯先生认为明道的思想是“道、器或形上、形下不分”的,他以此为明道(包含象山)思想的特色④。但如果真的是道器不分,显然就违反康德所认为的对普遍者之了解须从具体进至抽象的哲学定义,也就是说明道的思想不能表现哲学的思辨性。但按牟宗三先生的理解,明道的说法是圆融的说法,且具有把形上形下区分出来的作用,只是他用的是“圆融地截得”的方式[4](P.43),既是圆融,又是截得(见下引第二条明道语)。说明此意需引用明道几段话来说: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此是彻上彻下语,圣人元无二语。[5](P.13)

  明道认为孔子这段话表达了具体生活,同时也就表达了形而上的道或天道,而不用区分形而上的道理与现实的生活。不必“话分两头”地说明何者是天、何者是人;或说以人道表现天道,天道是人道之根据,甚至说天人合一,这些都是“二语”,都不必要。理想的道理当然是人要追求的,但道理必须能在具体现实的生活中表现出来,才是真实的。如果道理归道理,生活归生活,人所追求之理想的道,与现实具体的生活分成两截,就不是理想的生活,也不是道理真实存在的情况。道理须在现实具体生活中体现,须道理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道理,这是程明道所理解的孔子之教训的涵义。这段话虽然表达了道与生活圆融在一起而不能区分成两截的意思,但形上的道与形下的具体活动的区分还是有的。如果没有这上、下的区分,则“彻上彻下语”这句话也就没有意义了。即是说,先有形上形下的区分,然后体认到形而上不离形而下,或即于形而下就表现了形而上,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如此而言彻上彻下才有意义。如果确是有形上形下的区别然后再体会二者圆融在一起,则必有思辨性的活动或区分在其中。只是此思辨并非只是分辨性的思辨而已,而是既分辨又圆融,而且只有二者圆融为一,才是表现其意义的最恰当的方式。从人伦实践来说,仁义礼智等理固然是形而上的,但这形而上的道理必须在伦常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才会为人所深切地了解与觉悟。如果没有自我实践“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行为,则形而上的道德之理就无法让人深切体会。只有形上形下同时表现在眼前的具体生活中,才是道的活动流行。而且这“恭、敬与忠”,不只是外表行为上符合规矩,更是内心诚挚的要求。这内心的诚挚要求,在程明道看来是与天道相通而不隔的。这应该就是明道“元来只此是道”之意。“此”是指当下的具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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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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