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运辉:“哲学”与“中国哲学”

——以张岱年为中心的考察

2018-03-09 17:25 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作者:杜运辉

  张岱年(1909-2004)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大师,在其七十余年的“爱智”探索中在哲学理论、文化观和中国哲学史三大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建立“天人新论”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不仅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道论”等都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成果,而且其特殊贡献在于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辟了新路;他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倡导和实践中、西、马“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是中国哲学学科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对张岱年“哲学”与“中国哲学”观的探讨是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的必要前提,也是对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回溯和省思。

  “哲学”学科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在张岱年之前,中国学人对哲学的性质、范围、对象、功能等方面已有所论及,如王国维认为哲学是“关自然、人生及知识之现实及理想之根本的原理之进步的学”或“实在及知识之根本的原理之学”[1](17卷,PP134、173),包括“知识哲学”、“自然哲学”和“人生哲学”。他还从“哲学之性质”上提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1](14卷,P6)。稍后的蔡元培以“爱智”解“费罗索费”,“智”即“知识”、“真理”或“宇宙存在之原理”,而哲学即“原理之科学A Science of Principles”[2](第1卷,P179)。但与王国维不同,他在《哲学大纲》的“通论”中讨论了“哲学之定义”、“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哲学之部类”等问题,认为哲学即“学问中最高之一境,于物理界及心理界之知识,必不容有所偏废,而既有条贯万有之理论,则必演绎而为按切实际之世界观及人生观”,在追述西方哲学史后提出“在昔哲学家……有所偏重,而按诸哲学之本义,则固当兼容而并包之”[2](第2卷,PP347~348),并按研究次序把哲学规定为“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蔡元培主张以“本义”与“偏重”之统一来界定哲学,实际上是为开启了一种理解“哲学”与中西哲学的新思路,对其后的中国哲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开创者是胡适。在近代认识论和实验主义的影响下,他从杜威“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对付人类周围的环境”、“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玩意的‘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3](P233)的基本理念出发,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中把哲学定义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4](P7)的学问,哲学包括“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而中国传统哲学就是“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办法”之“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4](P8),但他实际上仅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先秦诸子哲学。胡适虽以“西洋的哲学”作“比较参证的材料”以发现“中国古代也有某种学说”[4](P28),突出地表现了“依傍西人”、“以西释中”的时代局限性,但他对人生问题的强调实际上也“继承了中国哲学重视人伦哲学的传统,也是为中国哲学本身的主体内容所决定”[5](P78),这与其前的谢无量和随后的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以人生哲学为中国哲学之主体或核心一样,都是对中国哲学自身特色的有益探索。不仅如此,胡适还把“世界哲学”划分为独立发生的东(中国、印度两系)、(希腊、犹太两系)西两支,这种“平等的眼光”得到蔡元培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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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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