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三个阶段

2018-03-15 10:36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丁耘

On the Three Stage of the Siniz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作者简介: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原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第20175期

  内容提要: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本身的一部分,这种研究不仅表现为学理上的探究,还表现为对西方哲学的运用,以及中国哲学对其自身历史与原理的解释。按照中西文化交通史的内在节奏,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乃至整个西学中国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明清之际(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晚清(19世纪下半叶)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上世纪70年代末迄今。这三个历史阶段之间的中国学术思想和西方哲学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第一阶段,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交互格义”以互为镜像为结果;第二阶段则是在理解与解释的前提下系统介绍、研究西方哲学,以西方哲学为准绳重新区分、整理、解释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建构学院化的现代中国哲学系统;第三阶段则是走出反向格义阶段,通过对传统中国哲学的重新诠释,构建当代中国哲学。

  关键词:西方哲学中国化/交互格义/反向格义/现代中国哲学

 

  中国的,或者说中文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本身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部分。正如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一译弗朗索瓦·于连)等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而是法国哲学的一部分那样①。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与其说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不如说是“西方哲学之中国化”,属于广义上的“西学中国化”。西方哲学作为一个变化着的历史整体,不可能全部体现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而必有其选择、权衡、解释。其中的取舍、译解、权重,没有中国思想的主体地位是无法完成的,即便中国研究者对此并无自觉。西方哲学中的思潮、学派、人物在欧美学院的盛衰隆替,与在中国多不一致②。故中国思想界眼中的西方哲学必不同于其在西方之状况。造成这一差别的,就是“中国化”。无论如何评价,“西方哲学之中国化”是一个基本的诠释学事实。对之非但不应回避,而且应当给予历史地理解。这种理解或自觉将有助于哲学的创发。

  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仅限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更体现在对西方哲学的运用上,体现在中国哲学对其历史与原理的解释上,也体现在中国哲学当前的最有活力的创发动机上。非但如此,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某些部分被称为“哲学”,也就是说,“自古就存在着中国哲学”这个基础性判断的成立,本身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直接后果。依照西学的分科重新整理、命名、解释中国的传统学术,从而奠定现代中国学术的整体格局,这是标志着中华文明卷入现代世界的头等大事。在这件事情上,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按照中西文化交通史的内在节奏,可以把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乃至整个西学中国化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明清之际(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晚清(19世纪下半叶)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上世纪70年代末迄今。这三个历史阶段之间的中国学术思想和西方哲学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学术思想发生的是古今之变、学统之变、学术建制之变、“三千年未有之变”,表现出明显的、巨大的、整体性的断裂。西方哲学发生的是典范之变、思潮之变、风格之变。西学四百年来的变化亦不可谓不巨,唯相对中国古今之变为小。西学之变虽较小,而无西学中国化,即无中国学术之古今巨变。本文就西方哲学中国化三阶段各自之特点、贡献、任务与局限略述其要,以期对哲学本身之推进,尤其是中国哲学之新开展有所助益。

  一、格义阶段:明末清初西方哲学之中国化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由澳门抵达广东肇庆,人华传教③。1610年代中后期之后,随着高一志(Alfonso Vagnone或Alphonsus Vagnoni,约1566-1640)、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等人著述的刊行,西学的整体概况,包括“西学”这个名称,才开始出现、传播④。此时西学的主要内容,除天文地理、制器技艺外,均可归于包括神学在内的广义的西方哲学⑤。这既是当时传教士所传西学整体内较尊贵的部分,也是他们最重视的部分,用以“补儒易佛”、诱导秉持儒家正统学说的儒家士大夫接受天主教义⑥。而晚明正是阳明学勃兴的时期,士人或计较朱陆异同,或昌言三教会通。换言之,西方哲学初传于中国,传播方、被传播方、传播目的、传播情境因而传播策略都是高度特定的。或许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导致了明清之际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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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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