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技术物是道德行动者吗?

——维贝克“技术道德化”思想及其内在困境

2018-03-16 10:15 来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铮

Can Technical Artifacts Be Moral Agents?:Verbeek's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Mor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l Predicament

 

  作者简介:刘铮(1989- ),男,山东高密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哲学研究。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73期

  内容提要: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思想认为技术物调节着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决策,技术物不仅“有”意向性,而且也可以成为“道德行动者”。维贝克的批评者则认为维贝克是通过重新定义概念和误用概念的方式来克服他所遇到的理论困境的,维贝克因而陷入了内在困境中。一方面,维贝克对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使得他与批评者之间的争执更像是一场能否用“道德行动者”来描述技术物的某种道德作用的“语词之争”。另一方面,维贝克戏剧性地接受了他所批判的传统人本主义伦理学的概念框架,他的技术道德化思想仍然是现代性主客二分哲学传统的翻版。

  Verbeek's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moralization claims that technical artifacts can mediate human's moral behaviors and moral decisions,i.e.,technical artifacts not only have intentionality,but also can serve as moral agents.Verbeek's critics think that Verbeek justified his arguments by concept redefinition and misuse; as a result,Verbeek fell into the internal predicament.On one hand,the controversy between Verbeek and his critics is more like a terminological dispute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moral roles of technical artifacts can be described as moral agents.On the other hand,Verbeek dramatically inherited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humanistic ethics which he criticized,and his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moralization is still the duplication of modernistic dualism.

  关键词:维贝克/技术物/道德行动者/技术道德化/技术意向性/Peter-Paul Verbeek/technical artifact/moral agent/technological moralization/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

 

  彼得-保罗·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1970- )是当代荷兰著名的技术哲学家。他的“技术道德化”(moralizing technology)思想可以看成是技术哲学自“经验转向”以来的最显著标志之一。简单地讲,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思想是基于他的技术中介论(technological mediation)和由此发展起来的道德中介(moral mediation)思想,认为技术物调节着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决策,技术与人相互交织,成为相互不可分离的;从而,技术物可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道德行动者”(moral agent)。然而,这一思想甫一问世,就受到学者们的质疑与批判。本文在阐释和总结维贝克技术道德化思想和对这一思想的批判的同时,力图揭示维贝克“技术道德化”思想的内在困境,而返回到“技术”()的源始意义或许就成了超越这一内在理论困境的可能进路。

  一、技术的道德化

  维贝克可以看成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以来最富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唐·伊德(Don Ihde)评价说,维贝克在欧洲和北美皆有显著影响,以至于看到维贝克的名字,就能够自然联想到后现象学分析进路[1]。

  维贝克亦丝毫不掩饰他对伊德本人思想的继承性。他指出,最近几十年关于技术中介的哲学探讨“主要是受到伊德工作的启发……通过发展人与技术之关系结构的分析,以及通过考察技术在人的经验和生存中的实际作用,现象学已把技术看成是生活世界的构成部分,而不是对生活世界的威胁”[2]14。因此,后现象学旨在复兴现象学传统和克服经典现象学的问题,发展伊德所谓“无基础性”的(nonfoundational)现象学进路,指出技术作为中介不仅调节人的经验和行为,甚至在人的道德实践和道德决策中扮演积极角色。

  由此,或许可以认为,“技术中介”这一概念已然成为后现象学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技术作为中介所沟通的不仅仅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且也是对人的知觉、行为甚至道德的调节。

  1.从技术中介到道德中介

  维贝克赓续唐·伊德的衣钵,对“中介”的理解也是比较独特的。传统的中介理论通常把中介看成是处在两个预先存在的事物之间的调节者,而唐·伊德和维贝克则从后现象学视域出发,认为事物乃是被处于它们之间的中介关系(mediated relation)所构成的。“因此中介成为事物的起源,而不是处在事物的‘中间位置’。”[3]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主体性和世界的客体性与其说是预先给定的,毋宁说是一种中介调节关系的结果。比如,眼镜作为中介,调节并构成着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对世界的看法并不是预先就给定的,而是通过眼镜这一技术物所调节和构成的。

  通过吸收唐·伊德和拉图尔的观点,维贝克区分了两种中介论,一种关注于知觉,而另一种关注于实践。伊德的技术中介论可以被看成是关注于知觉的理论,他主要指出技术中介对人的知觉的变更(如伊德所谓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背景关系和他异关系);这样的技术中介其实是构造了“现实”,即构造了人对世界的知觉模式。譬如,核磁共振技术(MRI)和超声波技术,它们能使得身体内部得以图像化地显现,这其实就是构造了新的“现实”;人们通过这样的技术能够检测疾病的发生或胎儿可能的畸形,人们因而通过这样的技术来作出相应的决策。“技术在根本上形塑了人们关于疾病、怀孕或他们尚未出生的胎儿的体验。”[2]9

  拉图尔的中介理论可以看成是关注于实践(praxis)的理论。拉图尔认为,人们的行为往往被对物的运用所决定。人与非人的要素能够形成一个行动者网络,行动是人、社会结构、物质环境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非人(要素),缺乏灵魂但却富有意义,甚至比普通的凡人更可靠。”[4]比如,公路上减速带的设计仿佛是嵌入了某种“脚本”一样,对驾驶员的行为起到调节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为是人与非人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伊德和拉图尔虽然关注点有所不同,但他们皆认为技术物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以至于当人们作出道德决策时,技术物的作用也包含其中。因此,物不再是缄默的,它们能够在人们的道德行为中发挥积极作用。正如维贝克所言:“中介并不仅仅是当技术被应用时而碰巧发生的东西;它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因此它应该在应用和设计的实践中得到细致的关注。”[3]

  因此,技术物中介同时也是道德中介。按照维贝克的分析,对道德中介也有两种理解,一种是“道德工具主义”,另一种是“技术作为道德行动者”[2]50-55。道德工具主义的观点往往把技术物作为手段,从而让人意识到技术物背后的道德目的,比如兰登·温纳所谓的“摩西天桥”,但是这种观点并不能洞见在人们所预料之外的技术物可能的道德功能。

  另一方面,“技术作为道德行动者”的观点则导源于拉图尔,拉图尔把人与非人的要素皆当做行动者,并进而组成一个行动者网络。在维贝克看来,这样的观点并不是说技术物有同人一样的道德行为,而毋宁说“当人们应用技术时,道德行为不单纯是人类生成的,而且也包含着非人类的要素”[2]52。因此,技术能够积极地形塑道德行为和道德决定,道德行为和道德决定因而可被看成是人-技术关联的产物。维贝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技术物作为道德行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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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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