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康德道德—政治哲学的革命意义

2018-03-24 10:19 来源:《伦理学研究》 作者:赵敦华

The Neglected German Classical Moral:Political Philosophy

  作者简介: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发信息:《伦理学研究》第20174期

  内容提要:康德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写的一系列后期论述中,为了克服人性中根本恶为目标、造就遵循道德准则的新人,提出了思想革命的主张。他的启蒙观和历史观把道德的思想革命推向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以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的道德要求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为“人可以希望什么”的批判哲学问题,描绘了朝向更善目标进步的历史进步的政治蓝图。

  关键词:善的禀赋/恶的倾向/思维准则/内在价值

  标题注释: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宗教改革和西方近代政治哲学”(13JJD720001)。

 

  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政治意义作了富有洞察力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政治自由主义”一节把德国自由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马克思说:“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殊形式。”[1](P213)恩格斯说,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2](P719)。这段话一般地谈论启蒙学者的革命性,但尤其适用于康德;实际上,“批判”“理性法庭”“思维着的知性”都是康德特有的术语。现在回顾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政治评论,可以发现他们惊人的预见力。上世纪8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兴起,罗尔斯和哈贝马斯都诉诸康德建构他们的政治哲学,颠覆了英美世界把19世纪以来功利主义当作现代自由主义源头的流行意见[3],似乎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把康德道德哲学当作自由主义来源的论断。即使如此,西方政治哲学界也未能成功地在康德的形式化道德命令与社会政治的具体实践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4],康德的启蒙观似乎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性和现实性[5]。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强调,康德在法国大革命前后一系列论著中表达了科学、道德和政治的革命性学说。1787年《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提出了理论知识中的“一蹴而就的革命”[6](P136-137)。在道德—政治领域,康德也有“革命”的提法,比如,1794年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提出了“人的意念中的革命”[7](P481),1798的《实用人类学》中把正确思想的准则称作“人内心中最重要的革命”[8](P223)。这些后期著作的主题涉及人性、启蒙、社会制度和历史等方面的道德—政治经验,不是先验哲学的综合体系。本文从康德提倡的“思想革命”出发,对他的道德—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理路进行综合性解释。

  一、根本恶

  一提起康德的道德哲学,稍有哲学史知识的人立即会想到“理性存在者”“纯粹理性的自由”“善良意志”“道德自律”“普遍化绝对命令”“德福一致的至善”等“高大上”的术语,以及对这些概念和命题的繁难艰涩的演绎和解释。人们大概据此会推断康德是一个晶莹剔透的性善论者。但是,这样的印象是片面的,而不知康德道德哲学另一个方面是康德对恶的本性的洞察并由此倡导的造就启蒙时代新人的道德革命。如果说康德对善的论述是他的显性学说,那么对恶的论述就是隐性学说,散见在后期著作和讲课稿中,不为人所熟知,但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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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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