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效率与公平之争

——《史记·平准书》经济伦理思想新探

2018-03-25 21:38 来源: 作者:任俊华/李朝辉

The Disput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Han Dynasty

  作者简介:任俊华(1966- ),男,湖南永州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李朝辉(1977- ),河北保定人,华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华民现代慈善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北京 100005

  原发信息:《管子学刊》第20172期

  内容提要: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曾发生过一起关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争论与博弈。司马迁以其史学家敏锐而深刻的观察触角,对这场争论与博弈的全过程进行了客观的记录和描述:从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商人地位的改变,到汉武帝时期的币制改革、选商为官、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都为我们做了历史的复原。我们拟从经济伦理的视角,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对《平准书》这一经典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以期对我们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经济伦理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平准书》/卜式/桑弘羊/经济伦理

  标题注释:国家重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济伦理思想通史”(11&ZD084)阶段性成果。

 

  如果说《货殖列传》是以史为鉴,时间跨度从三皇五帝至汉武帝时期,它对于经济伦理的探讨更偏重于从义利关系这一基本伦理关系,以此来探讨社会经济伦理关系及其活动的话;那么《平准书》则是以今为镜,关注了从西汉政权建立到汉武帝时期,特别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着重探讨了国家这一经济伦理主体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干预微观经济的探索,及其对经济伦理关系发展和经济伦理活动的影响。我们这里着重从汉初经济政策的调整及经济伦理关系、武帝经济变革与经济伦理关系变迁、卜式桑弘羊之争与经济伦理评价等三个维度来探讨《平准书》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汉初经济政策的调整及经济伦理关系

  《平准书》首先对汉初社会经济状况、国家财政状况及相应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做了概要描述。

  全篇开篇就对西汉建立之初,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做了概要的描述:“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凡文中未注明之引文均见《史记·平准书》)长时间的战乱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不仅人民生活贫苦,处在社会阶层顶端的天子及其官员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贫穷是摆在新生政权和各阶级阶层之间等所有经济伦理主体的共同问题,而这也显然是新成立的国家政权要重点解决的。

  为了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汉初根据休养生息的基本原则,采取了鼓励商业发展、允许民间铸币、运粮边关拜爵和卖爵令等一系列组合拳。

  在国家政权建立的初期,为了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汉高祖采取的是“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的经济政策,奠定了汉初社会经济伦理关系的基石。商作为四民之末,商业发展和商人地位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这种经济政策显然是与汉初的社会经济形势和国家经济状况不相适应的,于是随后的统治者对这一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在坚持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这个基本政治立场不变的前提下,逐渐放开对商业发展的限制,以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国家财政方面,则按照量出为入的原则,来确定税赋的比例与额度。因为当时作为国家财政行政办公费用支出重要组成部分的,由于白天子以至于封君有汤沐邑收入可以自给自足,大大减少了国家行政办公费用的压力,所以当时从社会整体情况来看,税种较少、税负不重。

  不仅如此,国家还出台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允许民间铸币,来促进经济发展,出现了物价飞涨、虚假经济繁荣的景象。“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而物价飞涨影响的仅仅是一般市民的生活。大商人囤积居奇,天子至封君靠汤沐邑产出关系不大。只有没有土地、没有产业的一般市民、贫民辛辛苦苦挣来的硬通货一下子贬值,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汉文帝时,为了解决荚钱多且轻的弊端,开始铸四铢钱即半两钱。但由于还允许民间铸币,社会上出现了因为铸币而富比天子的王侯和大商人。“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吴王刘濞因为境内有铜山,大量铸钱,富比天子,加之大规模煮盐、招纳工商,势力日益壮大,处处与中央政权对抗。矛盾在汉景帝颁布削藩令后升级,吴王刘濞联合楚、赵等国公开叛乱,史称“七王之乱”。

  平定“七王之乱”虽然以胜利告终,但艰苦的平叛使本就不充裕的国库日益紧张,雪上添霜的是匈奴还多次侵犯帝国北部边境,边境粮草供给困难。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到汉景帝时,发生大面积旱灾,“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

  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财政得到改善,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至汉武帝时期,如果不遇上大的自然灾害,老百姓都能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国家财政和物资储备也有了一定的积累:“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伦理关系也发生重要变化。“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家庭经济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官民各守其分。物质生活的富足,社会地位的稳定,使社会道德风尚也随之改善,人人知道自爱,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义,厌弃做耻辱的事。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经济发展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出现了恃财而骄、横行乡里的现象。社会风气方面,则奢靡之风日益严重。可见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风尚之间的关系远非二律背反或相互促进这么简单,社会道德状况除受经济因素决定外,还与社会价值观的倡导情况、国家法治的健全程度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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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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