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震: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

——关于“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的若干思考

2018-03-29 18: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震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的申报结果出来之后,中国哲学界特别是宋明理学领域相关学者给予广泛关注,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疑问,主要有两个问题:为什么要重写以及如何重写《宋明理学史》。本文想就第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重写”谈些初浅的想法,供学界批评指正。

  挖掘新材料与增强方法论自觉

  20世纪80代,在侯外庐先生的带领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室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先后推出了《宋明理学史》上下两册共130万言的巨著,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然而,学术著述往往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宋明理学史》亦概莫能外。由于受到某些时代条件的制约,该著在资料准备以及观念运用等方面带有浓厚的时代痕迹,如对理学基本文献的掌握还存在较大欠缺,文献解读以及理论研判等方面也受制于某些观念预设(如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负面评价居多)等。

  此后30余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宋明理学史》进行反思和总结,摆脱各种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局限。更重要的是,要在对30多年来的研究进行总体反省的基础上,紧扣时代主题,增强问题意识,重新推动对宋明理学更为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从而充分展示当今中国哲学界的理论学术水平。为此,我们需要着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掌握基本文献,二是深入拓展理论研究。

  近年来文献整理的实质性推进以及大量古籍数据库的建设,为我们的“新编”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文献资料好比食粮,有了食粮才能下锅做饭。这是使“新编”得以成其为“新编”的首要条件。然而,材料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新材料还不够,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些新材料,如何使用这些新材料。为了实现“新编”的目标,我们应当深入拓展理论研究,创新研究视角和方法取径,增强方法论自觉。需要强调的是,方法需以文本为基础,从文本中总结出方法,这才是真本领所在。另外,方法作为“工具”,是为实现某种目标而服务的,因此,它应当是多元而非一元的。如果将方法看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自家珍宝,往往意味着学术气局的狭小,不值得推崇。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应当积极汲取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无论它是来自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

  再者,哲学问题从来不是抽离于人类历史文化背景而产生的,它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必然表现为具体的普遍性。举例来说,由于近年来东亚儒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我们发现在中国儒学史上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哲学命题,传到日本和韩国之后却发生了奇妙的转化。一些看似绝对的思想命题,在日本与韩国儒学史上的解释就显得很不一样,特别是在近世日本儒学史上,不少儒者竟然试图全面颠覆宋明理学的天理观,还有些儒者对思孟一脉的仁政思想以及良知本心观念不以为然。这些历史现象表明,任何一种哲学性问题只要落实到具体的地域文化传统中,就必然会产生具体性的转化。这也告诉我们,在从事宋明理学研究之际,我们的方法论也应当充分注意哲学性、普遍性以及具体性等方面的彼此关联,若用某种固态化的立场预设以概其余,而忽视历史文化的具体语境,就不免产生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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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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