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批判

2018-04-18 13:02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作者:申森

The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Forster's Ecological Marxism

  作者简介:申森,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原发信息:《国外理论动态》第201710期

  内容提要:生态现代化理论最先在西方社会萌芽,同时也是当代西方环境治理领域富有成效的环境理论。自其诞生之日起,这一理论虽备受赞誉,但也因其解决方案的改良性质而颇受争议。福斯特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可行性、阶级立场、立论基础、理论本质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透视和批判。福斯特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对于矫正生态社会学理论未来的发展趋向以及彻底化解全球生态危机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当然,福斯特的批判也有其内在弱点,即,量化分析方法的缺失与意识形态批判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生态现代化的批判力。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结构性变革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央编译局社科研究项目“国外左翼环境智库的存在状态、发展困境及反思”(16C03)的成果。

 

  1960年代后,新社会运动大潮中的一股“绿色”潮流使人们普遍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峻性。而在反思生态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时,绿色潮流内部也出现了“红绿”、“浅绿”、“深绿”的不同价值取向。由于分属迥然相异的两种生态价值取向,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红绿”思潮与以生态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浅绿”思潮在思想上相互碰撞,在理论主张上针锋相对。而作为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约翰·贝米拉·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批判集中体现了“红绿”思潮对“浅绿”思潮的代表性见解。梳理福斯特的观点对理解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与人类豁免主义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早出现于1980年代的欧洲大陆,主张政府通过实行有效的环境政策规制、大力推动技术革新、灵活运用市场机制等方式引导生产者采取绿色的生产方式,引导消费者遵循绿色的消费取向,调节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和结构,从而最终实现环境友好型发展的理想目标,因而它也被誉为“欧洲版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从根本上说,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通过技术革新、成熟的市场机制和环境政策等工具手段的组合运用,实现生态与现代化过程的“联姻”,从而克服生态危机。该理论认为,科学合理的政府决策、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对生态风险的关注和反思意识能够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顺利解决环境问题和应对生态危机,从而无需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任何结构性的改变。简言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张在根本上是要用进一步的现代化来应对阻碍现代化进程的生态困境。一方面,生态现代化理论对科技革新的极力推崇适应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先进科学技术的依赖和追求;另一方面,该理论本身在论证方面的现代倾向、在意识形态上的“浅绿”色彩以及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使得其在欧洲国家,尤其是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组合而成的“红绿联盟”政府中作为国家的基本环境政策而受到瞩目,并在生态社会学研究和国家环境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任何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讨论都绕不开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一开始便是作为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合法化辩护的理论工具而出现的。从社会学视角看,现代化是指从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向现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转换或转型的过程以及状态。关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现代化中的“现代”是指民主、平等、科学与经济的进步和主权。但“现代”并不意味着要照搬西方而实现“西方化”,因为“西方化只是在某些方面分离于其地理起源和基因的模式”①。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认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根本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形而上学式的信奉。

  顾名思义,生态现代化理论就是把论域设定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有关现代化转型过程及状态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出场在时间上紧随现代化理论繁荣发展的二战后时期,在理论话语和论证逻辑上也延续了现代化理论的轨迹,因此也被视为庞大的现代化理论谱系中的最新进展。不过,生态现代化理论并没有将自身局限于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框架内,而是将自身定位为超越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形态,是一种“反思性现代化理论”②。

  生态现代化理论借助经典现代化理论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二战后主张“增长的极限”的主流生态理念成功脱节。倡导这一理论的荷兰学者格特·斯帕加仑(Gert Spaargaren)直接提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可持续性之间不存在根本性冲突,因而无需为环境保护而放弃进行中的现代化事业。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阿瑟·莫尔(Arthur Mol)看来,从经济领域看生态现代化意味着自然资源作为劳动力和资本之后的生产的第三种力量参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③。生态现代化理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在现代化理论的“庇护”下为解决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与环境危机之间的矛盾释经布道,在社会科学领域和现实的环境治理实践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当代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中极具影响力的代表性理论,在受到追捧的同时也遭到了多种理论的诘难和质疑,尤其是其对技术解决路径的过于依赖以及提倡改良而非结构性变革的生态理念和政策定位备受争议,其中尤以来自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最为严厉。福斯特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领军人物,不满于生态现代化所代表的人类豁免主义价值观的泛滥,他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模式和分析逻辑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透视与批判。

  在福斯特看来,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一全球性形势愈加严峻,而社会科学研究对全球性环境危机袖手旁观,甚至出现了试图消解人类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愧疚感的消极趋向,这实质上加剧了这一危机形势。福斯特认为,在最具批判性的生态社会学领域不应该出现这种消极趋势。从根本上说,生态社会学未来的发展面临令人纠结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寻找克服“星球裂缝”(planet rift,即福斯特定义的全球环境非正义困境)的有效的社会方法;另一方面还要对抗对生态社会学的批判传统产生永久性影响的新“人类豁免主义”。所谓“人类豁免主义”,是指人类借助科技进步等工具理性手段,在伦理或道德观念上置身于环境道义之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其认为人类能从自然条件的约束中成功豁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完全可以在不改变生产方式的情况下通过细枝末节的修补而得到改善。福斯特反对人类豁免主义价值观,倡导建构一种全新的环境社会学范式,这种范式应该建立在增长的极限、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平衡的脆弱性、人类豁免主义无法立足以及生态危机这五种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福斯特明确提出,以生态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生态学理论范式的影响力的扩大预示和表征着当前生态社会学的研究正在转向一种新的人类豁免主义。而更具代表性和悲观意蕴的是,充斥在主流环境话语中的新人类豁免主义正试图使自身摆脱上述五个基本共识。福斯特极力反对以生态现代化为代表的人类豁免主义思维范式,他认为在生态社会学领域需要将其转换为新的生态社会范式,从而超越人类豁免主义的价值观或者塑造后人类豁免主义价值观。他的这种论断建立在其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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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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