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利民:"新科技革命"与现代性价值范式的突破

2018-04-22 22:25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包利民 孙仲

  “New Technology Revolution”and the Breakthrough of Modernity Value Paradigm Bao Limin/ Sun Zhong

  作者简介: 包利民,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 古典哲学、伦理学; 孙仲,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美国文化与政治。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1期

  内容提要:以专门研究人的思维和人体为特征的第三次新科技革命, 即将彻底改变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方式, 并深刻影响人们对于现代性公共伦理范式的信念。现代功利主义和道义论曾经围绕大众福利、自由尊严和反思性自律等角度详细论证了现代性范式的正当性。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新科学主义有可能全方位地、彻底地改变传统公共伦理学对于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和普遍尊严政治的基础、建构现代公共制度的正义方式的看法。这种改变的意义抑或所产生的问题, 不仅对理论发展, 而且对实际社会生活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所以值得现代性价值研究者的预先关注和反思。反过来, 公共伦理学的相关思考也可以帮助新科技及新科学主义的自我认识定位, 明确其改造社会与人的未来规划取向。

  关键词: 神经伦理学; 人工智能; 基因技术; 现代性; 政治哲学; 公共伦理; “人学新科技集群冶”

 

  进入现代性之后,时间的脚步反常地加快起来。历史的发展一直受科技影响,在现代性和知识经济主导的当代,这一特点日益显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度和力度是前两次革命所完全不能比拟的,它不是认识和改变世界,而是直接认识人的本质和改变人的本质。它的影响不是少数个体,而是整个社会:人工智能即将带来物质极大丰富和普遍失业的可能性,虚拟现实即将用无所不能的用户体验提升整个国家的幸福指数,基因编辑、克隆、3D打印、神经手术也许能将人类“增强”到难以想象的形态,等等。总之,最新科技革命对“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的改变将远远超过工业化替代。作为现代人,公共伦理学研究者应当具备适当的时代敏感性。人类必须及时思考:新科技是延续还是突破现代性价值范式?新科技和新科学主义是否与现代性公共伦理相契合,从而为其提供科学支持;反过来,现代性价值理论是否也可以对新科技的发展提供规范和指导?进一步说,以康德、密尔、罗尔斯、哈贝马斯、诺齐克、米塞斯、福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性政治哲学路径并非完全一致,它们经常发生激烈争执,新科技(主义)所带来的“脑”科学和心灵、认知领域的突破,将会对现代政治哲学做出怎样的判断?

  这些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实践问题,因为新科技拥有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和冲动。这个问题涉及领域太广,这里,我们抛砖引玉,只能概要性地提出一些思考。文章将首先刻画一下这个时代的最新重大变量,即“人学新科技集群”和新科学主义,然后从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以及公共伦理方法论等几个方面考察新科学(主义)与现代性公共伦理范式的复杂张力关系。

  一、新科技革命与新科学主义及“人学新科技集群”

  首先,我们看直指人的新科技革命与“人学新科技集群”。不是每一次科技革命都直接指向人,也不是每一次都有能力直接指向人。但是我们眼前发生的,以人工智能、神经科学、互联网、新演化论、基因工程等等为领头羊的“第三次”(也有人称为“第四次”)科技革命显然全都围绕人而展开:人的身体和人的智能。它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全面的、系统的“人学新科技集群”。几十年间,一大批针对人的科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并非偶然。其中广义生物学科如神经科学、基因编辑技术、新演化论、克隆技术等直接关涉人本身,而“模拟神经系统”的运算性科技比如人工智能、互联网、虚拟现实、人机接口技术等,以及模拟和制造人体的科技比如器官移植、3D打印等,也无不与人的本性密切关联。这些学科对于自己同属于一个“集群”,常常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比如神经科学经常援用电脑作为理解模式,人工智能则往往援用神经科学的研究进展改进自己的研究和设计思路;互联网技术则希望构造成一个庞大的全球大脑;神经科学自觉服从达尔文主义,而新演化论也认为生物演化的成果会内化于神经系统中,等等。

  其次,新科技带来了新科学主义。当科学试图走出自己的学科界域,进行宏观的全面解释、指导,甚至改造时,就成了“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历来就有,而且在人文社科领域中激起过许多回应,丰富了人文学科。此次直面人自身的科技革命所引起的科学主义我们称之为“人学新科学主义”,人学新科学主义更为自信、态势更强。科学主义者从来就坚信:顺科学者昌,逆科学(或不遵循科学范式)者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包括认识和指导人类生存本身,只不过要等待它理论和技术成熟而已。18世纪英法启蒙思想家试图用力学研究人的本质,说人是机器,只是比动物多几个齿轮。这样简陋的“科学主义”理所当然地被康德鄙视。但是,最近几十年的各种人学科技的突破,从人类基因全部解码到核磁共振成像对大脑活动的无损即时观察,等等,无不令科学家坚信关于“人”的科学终于“成熟”了。科学主义者“通情达理”地提醒“传统人文科学”:你们的使命是在科学成熟之前姑且说些争论不休的“意见”,现在应当在真正的“知识”面前退出历史舞台了。

  对此,传统伦理哲学如何回应?实际上,现当代不少重要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大家早已对新科技群带来的公共伦理问题进行反思,比如德沃金关于堕胎与生命伦理的讨论,麦金泰尔关于基因工程与“增强人类”的讨论,哈贝马斯关于新科学主义与新宗教复兴倾向的讨论,福山关于生物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后人类”存在的反思,阿伦特延续海德格尔思想对技术改变人的条件的反思,等等。当然,有的人文学者认为思想史上这类争论不少,也没有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且归纳起来,好像还是反自然主义的人文学科一方占上风(比如20世纪现象学运动在欧陆学界的昌盛)。这种观点未必没有道理,但没有意识到两点:第一,人文学科这次的“对手”在技术上获得了革命性突破,在争论中拥有“严密科学的证据”,论辩的天平急剧倾斜;第二,新科技很可能不会在与传统学者的争论环节上花费许多时间,他们正在绕过去——大规模直接制造,改天换地,制造新人。正如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绕过基督教,不再将其当成对手,直接改天换地取代农业时代和重工业时代。会不会很快,科技的巨大想象力和创制力将使人类乌托邦理想成为现实可能?会不会很快,如今看来那么热闹、前卫的现代性公共伦理讨论,包括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民族国家利益、地缘政治、人权法治等,将全部变成“史前问题”?

  “人学新科技集群”是现代性范式释放出来的力量,它将摇撼整个社会生存方式和价值体系。它的改变有迹可循,大致遵循某种对人的还原论和决定论的理解,主张在物理的和生理的层面解决问题。不过,具体而言,新科技与现代性伦理范式的可能关系却相当复杂,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样式,有待深入分析。现代性范式的正当性基础主要是三个方面:物质福利、个体自由、自律建构。这在理论上体现为现代性公共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在实践中则落实为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等各种机制。下面我们分别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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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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