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

2018-04-27 09:48 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作者:陈锡喜/桑建泉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ts Status in "Four Confidence"

  作者简介:陈锡喜,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客座教授;桑建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发信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20173期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围绕习近平提出的文化自信以及由此形成的“四个自信”进行了大量有益研究。然而,在一些关于“四个自信”的研究中,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未能消除的“党八股”“形式主义”“标签化、空泛化”现象。切实把握文化自信乃至“四个自信”的思想真谛,需要厘清几个基本问题:其一,“四个自信”的形成过程,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习近平“四个自信”思想的逻辑演进;其二,文化自信的内涵,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文化自信同文化自觉的关系;其三,文化自信同“三个自信”的关系及其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四个自信”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乃至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关键词:文化自信/内涵/地位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A002)、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2017YZD09)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缘起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持续强调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文化自信”,此后,理论界对文化自信以及由此形成的“四个自信”的学习、研究和阐释的文章,如“井喷”般见诸报刊。有学者阐述了文化自信的底气,有学者论述了践行文化自信的思路,等等。这些研究对切实把握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乃至“四个自信”的思想真谛并将其转化为实践,具有较大启示。然而,某些研究阐释习近平“四个自信”思想的文章中,却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未能消除的被毛泽东批评的“党八股”现象、被邓小平批评的“形式主义”现象以及被习近平批评的“标签化、空泛化”现象。

  首先,关于习近平的文化自信及“四个自信”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蕴含的思想逻辑。诸多文章在梳理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和“四个自信”的重要论断时,几乎都没有注明出处,只是简单表达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某次重要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经对这些引文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作考察,大致可将其分为四种情况:其一,在新华社播发的习近平讲话全文或从新华社关于习近平出席某次重要会议并作讲话的统发稿中,可查到该论述。其二,在上述两条渠道中都找不到,但可在党报发表的记者综述或采访稿中核查到,其权威性虽低于第一种状况,但可间接判断其准确性。如有文章报道:“2014年3月7日在参加贵州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1]这一重要论述的出处,是三天后(2014年3月10日)《贵州日报》登载的记者采写的《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侧记》,以及3月13日《人民日报》登载的记者采写的《习近平总书记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其三,出现在网络或微信公众号中的记者综述中的习近平相关论述,其权威性和准确性都大打折扣。如有文章报道:“2014年12月20日下午,习近平和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指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1]在新华社关于习近平此次考察澳门的正式通讯稿中,查找不到该段原文。其四,则是对习近平的讲话乱贴“标签”,诸多文章热衷于“以讹传讹”,如有文章把“文化自信是基础”的论断,硬生生地放到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并且还拉来了习近平的另一论断:“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上述情况表明,对习近平的文化自信和“四个自信”思想乃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和宣传,一定要作严肃考证,不能照抄照传,甚至“以讹传讹”,这不仅会败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声誉,而且会搞乱习近平“四个自信”思想的形成逻辑。因此,厘清习近平“四个自信”思想的形成过程,从中揭示其思想逻辑,是研究和宣传“四个自信”的必要前提。

  其次,关于习近平提出的文化自信的内涵。在习近平“七一讲话”前,大部分学者都把文化自信界定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如有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深层文化根源。可以说,没有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母体,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认为:“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的四大古老文明,前三种文明早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唯有中华文明衰而再兴、一往无前。”[2]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论述,不仅涉及如何评价中华传统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更涉及对文化自信内涵的全面把握,即习近平所论述的文化自信,是否仅仅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

  最后,关于习近平提出的文化自信同“三个自信”的关系及其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很多学者在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后,为了论证文化自信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性,有意无意地贬低“三个自信”的价值。如有学者认为:“在已有‘三个自信’基础上增加文化自信,意味着将我们民族的生活价值系统及其表达形式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层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滋养,获得活的灵魂。”[3]这一为了突出文化自信重要性的空泛言辞,轻易地把语焉不详的所谓“民族的生活价值系统及其表达形式”说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层面”;同时他认为,“增加文化自信”,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而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逻辑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四个自信’一并提出突破了”对社会主义内涵认识的“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统一的“逻辑框架,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内涵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突破”。“其首要价值就在于超越了对社会主义内涵认识的传统思维定式,进而为我们深入破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4]这同样是空泛的论述,因为整篇论文并没有说明“对社会主义内涵认识的传统思维定式”是什么,文化自信的提出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传统思维定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怎样的内涵和外延上作了“进一步完善”。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把“道路、理论、制度”的统一视为“传统思维定式”,又非常实用主义,即为了论证一个新提法的历史定位,而毫无顾忌地贬低原有论断。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5]上述学者的观点,至少为我们提出了关于学习、研究和宣传“四个自信”的三个问题:其一,如何厘清“四个自信”的形成过程,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习近平“四个自信”思想的逻辑演进;其二,如何厘清文化自信的内涵,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文化自信同文化自觉的关系;其三,如何厘清文化自信同“三个自信”的关系及其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四个自信”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乃至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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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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