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观念的演变:对20世纪三种进化观的反思

2018-04-29 16:25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 作者:李曈

The Changing Concept of Nature:Reflection on the Three Kinds of Evolution Theo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作者简介:李曈(1989- ),女,河南许昌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生物哲学、医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0179期 第

  内容提要:波普尔曾经质疑,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思想,自然选择理论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对此,进化论的支持者们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主张自然选择至少部分地解释了进化过程,是有着具体标准而非同义反复的。不过,20世纪的生物学家对于自然选择机制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进化观念。同时,这三种进化观念的发展,也体现出了自然概念的演变。

  Karl Popper had critiqued that as the key point of Darwin's evolution theory,nature selection was just a tautology.Defenders of evolution theory have raised many responds about this issue.They insist nature selection,which has specific standards,has at least portly explained evolutionary process.However,biologists from the 20th century don't agree with each other about how nature selection works.Their explanation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and each of them represents a different view of evolution.From the development of evolution theory,we can see the changing concept of nature as well.

  关键词:进化论/自然选择/新达尔文主义/盖娅假说/evolution/nature selection/New-Darwinism/Gala Hypothesis

 

  自然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内容。其支持者甚至认为,正是有了自然选择理论,才使生物学成为与化学、物理学相比肩的一门解释自然世界的科学。[1]193-199然而,各家各派对于自然选择的解释存在较大分歧,这也导致了不同的进化观念。根据理解不同,20世纪的进化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其一,进步主义进化观,认为自然选择确保了进化在整体上的方向性;其二,历史主义进化观,认为自然选择只在局部预示进化的可能方向,而不保证其在整体上的确定性;其三,自创生的进化观,认为自然选择对进化过程的描述是片面的,需要其他理论的补充。这三种观念向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进化图景,也展现了不断变化的自然观念。

  一、20世纪的三种进化观

  1.进步主义进化观

  第一种进化观认为,由于自然选择的机制是“适者生存”,所以进化将向着最适者的方向进行。他们采取一种阶梯式的进化图景,将其排列为从无机物向人类进步的阶梯。其对于“自然选择”的定义正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赫胥黎的《天演论》十六字箴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20世纪开端,社会达尔文主义依然是盛行的理论。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所倡导的“国家有责任通过控制生育来改善人口质量”的优生学理论蔚为流行。秉持“罪犯是藏在人群中的猿”之观念,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等美国优生学运动的引领者们提出对罪犯和精神病患者实行绝育。到1940年,美国共有35878人被实施绝育[2]29-32。对写下“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不能放弃同情心,不然我们就丧失了我们本质中最高尚的部分”的达尔文本人来说,这恐怕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出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对,20世纪的另一些生物学家们重新定义了对“最适者”的解释。他们虽然认同自然选择会导向最适,也认为人类是目前的最适者,但指出人类不是预先写在“宇宙进化序列”之中,而是经过长久的自然选择,缓慢且艰难地取得了优胜。在20世纪的生物学逐渐脱离神学和社会学而独立后,一种倒锥形的进化树图示取代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阶梯模型,成为最广为流传的理论(如图1)。甚至在目前的中小学生物学教材以及科普读物中,倒锥形进化树的图示还占据着近乎统治性的地位。

  图1 一种常见的倒锥形进化树

  然而,这个模型一方面似乎表现出谦逊的美德,另一方面却依然暗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骄傲。其关键性问题在于:人类被放置在最顶端的依据是什么?

  首先,按照出现时间的顺序,人类不是最晚近出现的生物,人类之后存在着栽培稻、新型流感病毒等大量新物种。可见进化树不是按照时间绘制。

  第二,按照物种适应多种环境的能力,人类在各个方面都不是最有优势的。分布范围方面,节肢动物远超过了哺乳动物,占据现代定名动物的80%[3]86;耐受环境方面,细菌比人类更有优势,如果再度发生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最有可能生存下来反而是它们。

  第三,按照生物复杂程度,人类也不具有特殊性。例如,论器官多样性比不上恐龙等大型动物,论肢体的灵活程度较深海生物相差甚远。持该观点的科学家们大多将复杂性具体到一个特殊器官——大脑。但事实上,脑是对生命模式的功能适应,既不反映进化的时间先后,也没有固定趋势。在脑容量上,大象和鲸都比人类更大;在脑体比重方面,许多小型动物比人类更高。[4]196

  最后,支持者将依据导向最终标准——智能。然而这恰恰是一个同义反复。动物比较中的“智能”标准都是以人类智能为基础。以智能证明人类的优越性,就像是以变色能力证明变色龙的优越性一样,是“物种中心主义”。人类的智能是有利于人类的适应,但推而广之,认为智能可以提高所有物种的适应度,则非常值得怀疑。例如,流感病毒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但人类智能对流感病毒的生存繁衍可能毫无意义,甚至反而会阻碍其生存。

  综上,由于进步主义的进化观在解释上存在很多问题,因而在20世纪后期的讨论中渐趋边缘化。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