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价值对科学内核的涉入

——以商品化为例

2018-04-29 16:41 来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作者:洪秀/蔡仲

  The Permeation of Ethical Values into the Core of Science:Taking the Commodific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as Example

  作者简介:洪秀(1990- ),女,安徽芜湖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蔡仲(1959- ),男,江苏涟水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南京 210023

  原发信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20175期

  内容提要:国内学者对“科学与伦理”问题的考量局限于科学的外围或者发现的语境(如问题的选择、成果的应用),这种研究路径根源于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的专业化、去政治化、纯认识论化,进而将伦理价值从辩护的语境中剔除出去。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日益的商品化,科学的内涵发生重大转变,经济利益贯穿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包括科学的内核(如数据的选择、方法的设定、结果的评价),由此便衍生出更多的伦理问题,伦理价值涉入科学内核。在上述语境下,科学哲学要想发挥其应有的解释力与规范性,则必须拓展传统科学哲学的合理性概念,关注认知与价值(政治、经济、伦理价值等)双重向度。

  Concerning science and ethics,domestic scholars are mainly limited to the outside of science or the context of discovery(such as the choice of problems,the application of results).This research approach results from the professional,apolitical and purely epistemolog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1960s,which removes ethical values from 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However,the connotation of science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with the commodific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since 1980s.Economic benefits permeate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including the core of science(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data,the setting of methods,the evaluation of resuits),as a result,ethical issues become more evident and ethical values should play a legitimate role even at the core of science.In the above - mentioned conditions,philosophy of science must expand its traditional concept of rationality and focus on the dual dimension of cognition and value(political,economic and ethical values,etc.)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explanatory power and normative effect.

  关键词:伦理价值/科学内核/学术研究商品化/有意义的真理/ethical values/the core of sicence/commodific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significant truth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现代转型研究”(12&ZD114)。

  国内科技哲学界关于“科学与伦理”问题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是作为应用伦理学分支的科技伦理学对该问题的探讨,二是作为一种价值的伦理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总的来看,国内关于科技伦理学的文献资料较为丰富,外文译著也在不断扩充。科技伦理学的内涵或者研究对象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现有的文献来分析,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科技伦理基础理论的研究,如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等;二是对各门具体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引发的伦理问题的反思,涉及医学伦理、工程伦理等;三是科学中应遵循的伦理准则与科学家的职业规范。科技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科技中的应用,处于科技哲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地带,涉及的内容十分宽泛,其中也谈及科学与作为一种价值的伦理之间的关系或者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如李醒民对科学中的价值,庞晓光、李建珊对科学的伦理目标以及陈爱华对科学的伦理本性的阐述,这里便将伦理与伦理学区分开来,当然,国内学者也存在将伦理与伦理学混用的情况。

  简言之,国内学者很早便开始关注“科学与伦理”问题,但他们集中探讨既成的科学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如研究问题的选择、成果的应用等),或者说仅从科学的外围来探讨科学的伦理问题,科学的内核(如证据的搜集与描述、理论的评价与接受等)仍处于一种黑箱状态,伦理价值仍被排除在这种无菌空间之外。这种研究路径导源于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的专业化、形式化、纯认识论化,进而将伦理等语境价值从辩护的语境中剔除出去。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日渐的商业化,科学的内涵发生重大转变,经济利益贯穿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包括科学的内核,善恶问题逐渐凸显,由此,伦理价值也应在科学内核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一、传统科学哲学对伦理价值的消解

  直至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才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并且在哲学界以及其他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声望日渐攀升。上述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归功于科学哲学自身的研究目标,即解释甚至完善科学合理性,而科学合理性问题居于“科学何以成功”这一论题的核心;另一方面,为实现上述宏大理想,科学哲学仅关注与科学合理性相关的逻辑维度,即赖欣巴哈提出的“辩护的语境”。赖欣巴哈在《经验与预测》一书中论述了认识论的三大任务,其中,“认识论的描述性任务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内在结构而非外部特征”[1]4。即认识论仅关注科学的内容,至于科学的外部关系则是社会学感兴趣的地方。与此同时,“认识论并不关注科学家实际思考的过程,后者完全是心理学的任务”。因而,“认识论关注的是对实际过程的逻辑替代”[1]5。为此,赖欣巴哈引入了两种语境的概念,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认识论仅关注辩护的语境的建构。”[1]7

  纽拉特在“维也纳宣言”中提出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该世界观具有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于:“以应用某一种方法为标志,就是逻辑分析。科学致力的目标是通过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经验材料而达到统一的科学。科学中每一个陈述的意义必须通过还原到有关给予的陈述来说明。”[2]309“这引发了对中性公式系统的探索,对摆脱了历史语言残痕的符号语言的探索以及对一个总概念体系的探索。”[2]306故而,解释与完善科学的合理性便意味着用形式逻辑与经验主义认识论提供的概念化模式来重建科学,这种重建科学的方法最小化了真实科学活动中的非理性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卡尔纳普在其思想自述中提及,“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哲学研究与政治主张区别开来。因为在我们看来,逻辑(包括应用逻辑在内)、认识论以及语言分析和科学方法论,都像科学本身一样,在实践的目的方面是中立的,不管是为了个人的道德目的还是为了社会的政治目的。”[3]

  具体到伦理价值,艾耶尔在《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中指出,哲学的功能在于对哲学命题进行纯粹的语言分析,哲学家的职责是通过对科学中的符号下定义的方式来阐明科学学说并澄清科学中的概念。而伦理概念则是妄概念,并非真正的命题,因为它没有做出任何事实陈述,是不可证实的,不存在客观判断的标准,只是情感的表达,属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部分。[4]由此便将科学与伦理区分开来。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对伦理—认识平行论提出批判,指出知识陈述告诉我们“是”什么,不包含任何规范性的成分,而伦理则能提供指令,告诉人们“应是”什么,我们不可能从事实命题推出伦理指令。[5]卡尔纳普在《哲学和逻辑句法》一书中,指出这种“价值哲学”或“伦理学”属于经验科学而非哲学。与此同时,卡尔纳普在继承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价值等属于不可说的超验领域的观点基础上,明确将伦理学的价值陈述归于形而上学领域,指出其不具有任何认知意义,进而将伦理、人生等问题驱逐出科学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疆域。

  综上所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伦理价值便被剔除出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即辩护的语境,伦理学或政治哲学等学科中的诸多资源仍被排斥在科学哲学之外。[6]54正是在继承上述传统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伦理问题的讨论仅局限于科学的外围即发现的语境。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等社会条件的转变,科学的内涵也发生变化,学术研究日趋商品化,对科学中的伦理问题的考量应深入到科学的内核当中,或者说伦理问题应贯穿于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因而,要想打破传统科学哲学的伦理价值无涉理想,要求我们在广阔的社会语境下来重新审视科学,这体现为一种情境化的科学哲学,同时,这也是一种更为激进的科学哲学,其不仅与伦理相关,而且试图改变社会。[6]127正如“维也纳宣言”中所言,科学哲学家不应站在逻辑的冰峰上来俯瞰活生生的真实世界,由此形成的科学哲学才能服务于生活,而生活也会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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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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