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可国:孟子责善论面临的合理性挑战

2018-04-29 18:23 来源:《现代哲学》 作者:涂可国

On the Legitimacy of Mencius Ethics

 

  作者简介:涂可国,湖北麻城人,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济南 250002

  原发信息:《现代哲学》第20175期

  内容提要:围绕孟子的责善论,后世学者既有辩护、传承、创新和发展,也有批评、责难。作为处理父子这一特殊人际关系的学说,孟子的责善论自古以来引起了长久而又广泛的争议和驳难,面临三种合理性挑战:一是己他关系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说的“古者易子而教”并不像他所担忧的那样一定会造成双方关系恶化;二是血亲伦理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的理念与儒家一贯主张的谏亲理念难以融洽,导致血缘亲情与道德理性难以统一、亲情伦理与社会伦理难以统一;三是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理念因担心直谏、义诤和厉言会损害父子仁爱亲情走向拒绝“父子责善”,这与他的仁宅义路观念、与仁义礼智“四德”为人的类特质思想相冲突。

  关键词:孟子/责善/合理性/挑战/化解之道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伦理学比较视域中的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研究”(14BZX046)。

 

  孟子是儒家责善论的首倡者。作为处理父子这一特殊人际关系的学说,孟子的责善论自古以来引起了长久而广泛的争议和驳难。笔者认为,要科学认知和评价孟子的责善论,首先必须把握其真实的义理。

  孟子从两个方面对责善论做了阐述:一是教化层面的责善论。在回答弟子公孙丑关于为何君子不教子问题时,他指出,如果父教子就会造成彼此之间的怨怒、伤害,导致关系恶化:“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古代君子易子而教且父子不责善,因为责善就会疏远、反感或隔膜,并会由此造成极大的不祥和。二是孝道层面的责善论。在回答弟子公都子关于为何还要与被举国称为不孝之子的匡章进行交往并礼待的问题时,孟子先是例举了“五种不孝”,认为匡章没有其中任何一种不孝,然后指出:“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孟子·离娄下》)

  围绕孟子上述两个层面的责善论,后世学者既有辩护、传承、创新和发展,也有批评、责难。特别是宋代在孟子升格的同时,出现了一股以李觏、司马光、苏轼、叶适、何涉、冯休、傅野、晁说之、郑厚等为代表的疑孟、非孟声音,其中包含着对孟子责善论的批评甚至责难,而以朱熹、余允文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则为孟子责善论做了辩护。进入新世纪以来,刘清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儒家特别是孟子的特殊性血缘亲情伦理做了多种批判,提出了“儒家腐败说”和“儒学深度悖论说”,指责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规范是为了巩固“父子有亲”的家庭私德而不惜堵塞“责善”这条确立社会公德的有效途径,存在着把特殊性血缘亲情置于普遍性道德准则之上的弊病①。显而易见,刘清平对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的批判有些夸大其词,因为“父子之间不责善”仅仅是用来处理父子这一特殊家庭人伦的规范,并不牵扯到社会性的“责善”“正义”之类的普遍准则。不过,虽然孟子因其学识、傲世和好辩使笔者对他始终抱有“诚心”和“敬意”,但总觉得他的责善论有不够圆满之处,甚或感到其面临诸多有待化解的合理性挑战,而宋明以来直到当今的一些学者对其的辩护也不能让人十分满意,使笔者一直难以释怀,现将一些困惑、疑难陈述如下,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己他关系向度的合理性挑战

  针对司马光《温公疑孟》对“易子而教”等的质疑,宋代余允文专门撰写了《尊孟辨》一文。他辩解说:孟子之“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谓其不教,而是与孔子根据孔鲤趋而过庭教之以诗礼(《论语·季氏》)一样,没有直接责备儿子,使他自我思过从礼、改过迁善②。延续余允文的解释逻辑,周春健指出:孟子所说的“责善”一词非指一般性的要求而是包含浓重的“强制”意味,且蕴含所提要求遭对方“强烈反感”之意,故而容易造成“责善则离”的后果;而“不责善”并非指父于子全然不顾,只是不去严厉地“责善”,父子之间允许有“教”的行为存在③。

  按照以上的诠解,孟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教子,在“易子而教”的同时,父可以教子,只是要注重采用委婉的不言之教的方式。然而,笔者依然有几个问题存疑:一是孟子说“易子而教”是否意味着他否定了父亲直接教子而只是主张间接教子,或者它否定了父子之间可以直接问责。如果是,那余允文、周春健的诠释是否属于误读?二是孔子教子虽然委婉、温和,可他也时常注重对儿子的诗礼之教、言传身教,这同孟子的“易子而教”理念是否发生冲突?三是自古以来,父教子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养不教,父之过”),而且,只要教子有方、教子有度,事实证明并不会带来父子关系的紧张,假如说孟子讲的“易子而教”不是针对特殊处境下的特殊规定,而是完全否定了父可以也应该教子的话,那么它是否超脱了特殊性而具有普遍有效性呢?

  笔者在与黄玉顺私下就“易子而教”问题进行探讨时,他明确指出:“易子而教”是自夏商周三代以迄明清的中华优秀教养模式,自古以来中国形成了“母教子”的传统,就是今天“易子而教”和“母教子”的家庭教育范式仍不过时。黄玉顺的论断进一步引发笔者一探孟子“易子而教”的究竟。仔细琢磨,孟子之所以提倡“易子而教”,主要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古者易子而教”。这表明孟子所说的“易子而教”是古代的历史事实,是孟子之前就有的特殊教子方式。那么,孟子所说的“易子而教”到底是不是普遍的历史事实呢?据笔者考证,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易子而教”的情形,但主要限于“士大夫”阶层,其原因大致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父亲忙于事务而无暇顾及以及孟子所说的“势不行”——情势不许可。这也许正是促成古代中国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父亲“易子而教”传统的重要根由。但问题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社会也具有与“易子而教”并行不悖的“父教子”的优良传统,而且,从理论逻辑来说,如同康德所言一个人的责任与能力必须相匹配,在“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社会做父亲的更有资格教育子女,更能避免“母教子”更易带来的宠爱弊端。如果父亲一味“易子而教”,那岂不是纵容父亲放弃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二是“君子教子”。有的解释说“教”的主体必须是学过教育学、懂得少儿心理的人,孟子所处时代的父亲一般达不到这种水平,因而不得不“易子而教”。殊不知,公孙丑问的是“君子之不教子”,而君子按儒家的理解应是“仁且智”的人。遗憾的是,孟子的作答并没有严格限于“君子”的范畴,而是笼统地要求“易子而教”。就教育的对象而言,有的学者认为“易子而教”的“子”并非一般的“子”而是“逆子”,因此它是特定形态的父子教养关系。假如做如此限定,固然避免了父子关系限于更大的紧张,但这是不是鼓励父亲推卸教子的责任?三是“离则不祥”。为了说明“易子而教”的合理性,孟子构造了“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的因果链条,认定最终结果是父子交恶或不祥莫大。诚然,做父母的容易溺爱、宠爱孩子,容易因“恨铁不成钢”的期待而生怨气、怒气,如此情势下的教子必然导致儿子产生逆反心理进而损害亲子感情。但是,如果可以做这样的解释,那为什么不能说“母教子”会伤害血缘情感?要知道,中国社会也有“慈母败子”等教子经验教训。况且,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一再表明以正教子并不必然带来恼怒、伤情、分离进而反目成仇,执子而教并不必然像孟子担忧的那样会造成父子双方关系恶化(定然如此),而只具有某种或然性。

  同易子而教一样,父子不责善也是孟子构想的、用以处理父子关系的策略。不过,不能像周春健那样把孟子所说的“易子而教”与“父子之间不责善”不加仔细区分。毫无疑问,“易子而教”与“父子之间不责善”不能完全等同,“易子而教”用以调节父对子的单向关系,“父教子”有时仅仅指父亲对儿子的一般性教育(含非道德性教育),而“父子之间不责善”则是用来协调父子之间的双向关系。当然,应当肯定,“易子而教”与“父子之间不责善”彼此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同一性,“易子而教”包含着“父子之间不责善”的考虑,它旨在要求父子之间不能采取亲自直接问责的方式,因而可以说“易子而教”与“父子之间不责善”之间呈现一种交叉关系,这也是孟子把二者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

  要准确把握父子不责善的合理性,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必须科学理解“责善”范畴。对“责善”的内涵历来理解并不一致,有的解释为“以善来互相要求对方”,有的训为“互相责备”,有的诠解为“责备求全”或“要求过多”,等等。杨泽波指出:“父子不责善”只是在处理父母和子女之间矛盾的时候不能过于顶真的意思,讲的是如何处理父子之间矛盾的方法,根本涉及不到对不道德的行为是否能够开展批评的问题④。刘清平则将“不责善”解释为“不应针对不道德的行为展开相互批评”⑤。

  孟子并没有明确规定“责善”的内涵,但结合他对“责善”的否定,笔者认为此处的“责”既应指中性的索取、求取、要求、督促、督查、规劝,也应指负性的责备、诘问、追究、批评等。一旦“责”与“善”组合起来构成“责善”时,“责善”的内涵就既可以从实然层面理解为追究言行善不善,也可以从应然层面界定为劝勉从善(简称劝善)。“过于顶真”也好,“不批评不道德的行为”也好,都不过是“责善”的内在含义之一,抑或说是“责善”的外在表征。当杨泽波和刘清平分别把“父子不责善”片面理解为“过于顶真”和“针对不道德的行为展开相互批评”时,实际已经预设了对孟子“父子不责善”的肯定或否定。殊不知,“责善”虽然可理解为“以善相责”,但是必须明了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其所言说的“善”意蕴广泛,不能将其片面地归结为道德之善,它也包括非道德之善。据此解读“父子不责善”,那么它既包括“父子间不批评不道德的行为”,也包括“父子间不批评非道德的一般过失行为”;既包含言语激烈的、过于顶真的、令人反感的劝善,也包括语词和缓的、出于善意的、让人信服的批评。杨泽波和刘清平对“不责善”的独断论解释各自走向了“不道德之善”和“道德之善”两个极端。

  二程没有直接切入孟子的“不责善”理念,而是从主诚论出发提出了独特的“责善之道”:“责善之道,要使诚有余而言不足,则于人有益,而在我者无自辱矣。”⑥二程对责善之道的这一规定立意深刻。它表明责善可以有两种:其一是语言过于激烈、态度不够诚恳,容易造成引起他人反感、抵触、怨恨等负面效果的责善,这也许正是孟子就父子而言所反对的那种责善;其二是二程主张的出于诚心、为了“事正”、顾及他人感受、态度温和、方式得当、话语中道的责善,可以相信,如此“言不足”和“责人缓”的责善必定有助于推动包括父子在内的主客体双方关系协调、融洽——于人有益、于我无辱。

  “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指出:“父子之间不责善,非置之不问也,盖在乎滋长涵养其良心。”⑦的确,孟子提倡的父子之间不责善并不排除彼此之间的关心、关照,而在于促使双方各自滋长涵养其天生的良心,自觉地向善、致善。可是,这样的辩护尚不能消解人的质疑,有人或许会说难道父子责善这一直接问责方式,就一定会因生硬而产生误解、导致父子关系疏离吗?就一定不能激发培育父子双方本有的良知良能吗?

  明儒陈献章上升到人我关系普遍性高度涉及“责善”问题:

  君子未尝不欲人入于善。苟有求于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强而语之,必不能入,则弃吾言于无用,又安取之?且众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别生枝节以相矛盾。吾犹不舍而责之益深,此取怨之道也,不可不戒。⑧

  陈献章认为,君子一般希望向善、求善,如果他人有求于我(君子),我可以劝告;但一般人不愿接受忠告之言,假如强行劝告,必然产生枝节矛盾;如果责备太严(“强而语之”),必生怨恨。殊不知,孟子认定父子责善必然造成大不祥、大贼恩的后果,并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因而陈献章的“取怨之道”论断尽管从普遍性的人己关系和社会心理意义上对孟子责善论做了人际空间上的拓展,但对父子这一特定人我关系之间不责善的辩护却是无效、无力的,更何况这也偏离了孟子认为责善为朋友之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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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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