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

——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为中心的考察

2018-04-29 18:28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许苏民

The Criticism by Wang Fuzhi up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cholar Officials in the Song Dynasty

 

  作者简介:许苏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

  原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第20175期

  内容提要:宋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余英时所说的王安石之学,而是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春秋》经学。《春秋胡氏传》上承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和程颐《春秋传》,把尊王安内、君臣之义、礼乐教化置于最高地位,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评,揭示了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从“妾妇之道”向“仆妇之道”的转变,不仅在事实层面有助于重新认识被道学歪曲了的宋代历史、据实恢复宋史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价值观层面突破了宋儒以尊王压倒攘夷、以文治排斥富强、以君臣之义抑制民族大义的传统观念,确立了攘夷、富强、民族大义至上等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历史潮流的新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关键词:王夫之/《春秋胡氏传》/《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政治文化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自诩有一个“新发现”,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记载的宋高宗说“秦桧尚安石”这句话,由此论定:“(宋朝)南渡以后,通高宗一朝,王学事实上仍执政治文化的牛耳”①。笔者试图从该书中找到“通高宗一朝”王安石之学如何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其他证据,但遗憾的是,余英时先生对此却一字未提。而与之立论完全相反的证据却大量存在于宋代文献中,由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通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王安石之学,而是宋高宗和秦桧尊崇的程颐、胡安国之学。

  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不能不讲以下为余英时先生所回避的事实: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下旨赐岳飞死、斩岳云和张宪于都市,全面落实与金国达成的割地、称臣、纳贡诸条款后,立即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崇儒重道”运动——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颁诏,将没收的岳飞府第改建为国子监太学,亲为太学十二斋拟订题写斋名;九月,接受秦桧建议,以手书六经、《论语》、《孟子》刻石国子监,以墨本颁各路州学,秦桧作记。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巡视太学,举行临雍释奠大典,颁布御笔《宣圣七十二贤赞并序》;秦桧撰《宣圣七十二贤赞像记》,太常寺为《文宣王赞》谱曲。自太学以至于州县,济济多士齐声高唱睦邻息兵偃武修文。七月,为新建成的秘书省揭幕,赐手诏。高宗尊秦桧为“一德格天”的“太师”,秦桧尊高宗为接续并承载“道统”的圣王,君师合一,“咸有一德”,共同将尊孔崇儒(实为崇尚程颐、胡安国之学)推向高潮。

  这些事实只是外在的,还须由外及内,看看宋高宗宣示的“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的具体内容。《文宣王赞》曰:“大哉宣圣,斯文在兹。帝王之式,古今之师。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贤于尧舜,日月其誉。惟时戴雍,戢此武功。肃昭盛仪,海宇聿崇。”②《孟子赞》曰:“战国之时,游说纷起。争谈富强,战攻是习。孔道不著,杨墨不息。挺生名世,崇尚仁义。”③《赐秘书省手诏》曰:“朕嘉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观,亲御榜题,肆从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呜呼!士习为空言,而不为有用之学久矣。尔其勉修术业,益励猷为,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会,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训,顾不善欤。”④《秦桧画像赞》曰:“维师益金,识最渊冲。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长乐温清,寰宇阜丰。其永相予,凌烟元功。”⑤这些出自宋高宗手笔的文献,蕴涵了丰富的信息。其一,特别指出孔子“志在《春秋》”,表明其于儒家经学中最重视《春秋》;其二,对于《春秋》学的态度素为北宋新旧两党斗争之焦点,王安石视《春秋》为“断烂朝报”,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讲,而其政敌程颐则视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⑥,新旧两党交替主政,《春秋》学之兴废亦三起三落,宋高宗对这一斗争作出了肯定旧党和程学的总结;其三,宋高宗有“他人通经,岂胡某比”⑦之说,故其所拳拳服膺的《春秋》学,其实就是《春秋胡氏传》,而胡安国正是程颐之学在南宋的关键传人;其四,贬斥“争谈富强”,主张“道由忠恕”,既是对荆公新学与程学之争的政治总结,也为道学在南宋的大发展定下基调;其五,表彰秦桧“维师益金,识最渊冲”“其永相予,凌烟元功”,为道学家们树立了“得君行道”的典范;其六,《赐秘书省手诏》所宣示的“朕嘉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更明确昭示了南宋朝廷君臣际合、帝王与理学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同盟的正式形成。

  这一政治同盟的形成既是高宗对新旧党争态度的反映,也是秦桧和理学士大夫共同努力所致。秦桧自北方归来,至少有两个人说自己“喜而不寐”,一是胡安国,二是宋高宗。秦桧初相第二天即绍兴元年(1131)八月戊子,高宗就下诏追赠程颐,称其“高明自得之学,可信而无疑”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论“道学兴废”,更明确记载了秦桧对程学人士的大力荐引:“建安胡康侯学《春秋》于伊川而不及见,以杨、谢为师友。绍兴初,秦会之(秦桧,字会之——引者注)为亚相,引康侯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云:“桧力引一时仁贤,如胡安国、程瑀、张焘之徒,布在台省,士大夫亟称之。”⑩秦桧虽曾一度罢相,但先后继任的赵鼎和张浚皆有程学背景,《宋元学案》说此二人使“伊洛之学从此得昌”(11),是可信的。

  《春秋胡氏传》对这一政治同盟的巩固发挥了重大作用。绍兴五年(1135)四月,诏胡安国修《春秋》传;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撰成进呈,高宗甚为激赏,称其“深得圣人之旨”(12),将其“置之座右”,盛赞“安国明于春秋之学,比诸儒所得尤邃”(13)。绍兴八年(1138)五月下旨,云:“安国所进春秋解义,著百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览,以考治道。”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又云:“为君不知《春秋》,昧为君之道;为臣不知《春秋》,昧为臣之道。”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复云:“《春秋》之法,无非尊王。”(14)孝宗时期岳飞在名义上被“平反”,使得理学士大夫群体急于撇清与秦桧的关系,除了销毁文献(如胡安国的《武夷集》十五卷、朱熹在秦桧当政期间中进士的宏文)以外,还产生了许多扭曲历史的文献。但从学理上来看,理学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思想基础却没有变。与宋高宗一样,朱熹亦反复申说“胡文定义理正当”(15),“他所说尽是正理”(16)。

  一百多年前,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判开始为学者所提起。皮锡瑞指出:“胡传首戒权臣,习艺祖惩艾黄袍之非,启高宗猜疑诸将之意。王夫之谓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此其立言之大失,由解经之不明也。”(17)牟润孙为胡安国辩护说:“王氏痛切言之,于胡氏兵权不可假人之说深不以为然。……引申尊王之论,自可有孙、程、胡诸氏之说。兵权不可假人,既为宋之‘隐虑’,‘朝章’,则岳鹏举被害为必然之事,勿待文定绍之,况胡氏之立说本有其渊源欤!”(18)姚瀛艇等《宋代文化史》引王夫之《宋论》,明确指出《春秋胡氏传》“从思想上、学术上配合呼应了宋高宗—秦桧集团收夺兵权的政策”(19)。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十七章“二程理学突然兴发”,又进一步以翔实的史料印证了姚瀛艇等人的观点(20)。海外汉学界也有不肯为宋儒饰非的声音。20世纪末,美国学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先后发表《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新近面世之秦桧碑记及其在宋代道学史中的意义》等文,据实揭示了宋高宗、秦桧与《春秋胡氏传》的关系,指出王夫之在《宋论》中严厉批判了胡安国的《春秋》注,但认为王夫之与朱熹一样都说胡安国没有看透秦桧的本质,却不完全合乎实际。

  鉴于海内外史学界仅限于对王夫之《宋论》卷十《胡安国与秦桧同情》一节的片段引证,尚且缺乏对王夫之《春秋》学思想的系统研究,本文试依据《船山全书》中的《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等文献,采用文本分析解读方法,来揭示王夫之是如何批判胡安国的《春秋》经学,如何廓清道学家对宋史的扭曲,如何批判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如何突破传统儒家思想的局限而作出别开生面的理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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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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