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刚:朱熹历史观中的“理势”问题

2018-04-29 18:28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赵金刚

  The Problem of "Li Shi" in Zhu Xi's View of History

  

  作者简介: 赵金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京)2017年第201710期 第55-61页

  内容提要:“理势”是朱熹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框架,他强调对待历史问题要兼理、势,结合价值与事实进行判断。理势含有内在的秩序与趋势,这与“不得已之势”只强调客观层面有所不同。朱熹在使用理势分析问题时,主张把握价值、事实两方面的当然性与必然性,即要看到“理势之当然、必然”,在此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理导势”,用价值引导现实的发展方向。总之,朱熹是在理学的框架内讨论“势”,这是其理势观与以往势论不同的显要处。

  关键词:朱熹/理势/不得已之势/理势之当然/理势之必然

  

  “历史演变的性质”与“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律”,是中国古代历史观中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在传统的历史观中,“势”以及与“势”相关的“事势”“时势”“理势”等范畴与这两个命题密切相关。朱熹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也经常使用与“势”相关的一些范畴,特别是“理势”①这一范畴。“理势”在朱熹的历史观中具有独特的意义。理势关系是其理气关系在历史观中的具体化,处理的是历史中“变”与“不变”的问题,尤其是价值选择与历史变化的关系。理势关系还涉及历史变化中规律、法则如何起作用这一问题。朱熹强调要从“理势”的角度把握具体的历史情境,看到理势之自然、当然与必然,进而在实践中“因时、顺理、乘势”,做出合理的判断与行为。朱熹说:“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无邪,其始有顺而无逆,故天下之势,正而顺者常重而无待于外邪,而逆者常轻而不得不资诸人,此理势之必然也。”(《四书或问》,见《朱子全书》第948页)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天下之理”的本然状态是“有正而无邪”的,因此表现于天下发展的趋势或天下的整体形势,正者不需要借助别的力量,而邪者则常常需要依傍其他的力量而保有自身。理如此,势也当如此。“理势”这一概念突出了在具体情况下现实趋势与价值的关系,将势的必然性与理的必然性二者结合起来。总的说,“理-势”的分析构架在朱熹那里具有深刻的理论意涵,它连接了事实与价值,表现了朱熹内在于历史事件本身对历史和事物的分析和把握,揭示了普遍原理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运用与呈现。

  一、“以理势度之”

  朱熹常用“势”和“理势”对历史或各种情态、现状进行判断和分析,这是其“理势”观最基本的用法。在面对具体情境时,他用“以理势度之”“顾其理势”“理势甚明”等表示判断性的说法进行分析。这种兼“理势”的判断模式涉及经典解释、政治原则和历史事实多个方面。

  在政治原则方面,朱熹从理势出发,对政治行为做出判断。如《与陈丞相书》中言:

  盖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体当然,顾其理势攻之于彼不若导之于此之为易,诵众人之所己言不若济其言之所不及者之为切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见《朱子全书》,第1133页)

  在朱熹看来,劝诫君主,应该直接从君主之心术入手,而不应该只在“外缘”做工作。能够直接开导君主之心术,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现实来看,都比直接揭示小人之恶更为容易,也更切中要害,所谓“顾其理势攻之于彼不若导之于此之为易”。(同上)“顾其理势”这一说法表明,“理势”不仅包含“当然”的价值性层面,也包含现实性层面;对问题的判断,不仅是从孤悬的应然出发,而是把价值与现实结合,内在于现实自身的趋势、形势对问题进行判断。“理势”的思考框架相对于具体问题而言,不是以价值为抽象原则,而是把价值安顿于情态之中做出判断。

  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朱熹也常从“理势”出发对事件进行判断,这其中讨论较为突出的是“封建”问题。《孟子》作为“四书”之一在朱熹那里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对于其中对“封建”问题的论述,他却不太同意,认为“先儒说孟子所论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礼》是成王之制,此说是了。但又说是周斥大封域而封之,其说又不是”,“封建”“只是夏商以来,渐渐相吞并,至周自恁地大了……便如柳子厚说样,他是各人占得这些子地,先王从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后来相吞并得恁大了”。(《朱子语类》,第2208-2209页)在这点上他同意柳宗元的说法,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所致,周代分封有其现实考虑,即“当时封许多功臣亲戚,也是要他因而藩卫王室。他那旧时国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与那大国杂居,也于理势不顺”。(同上)“于理势不顺”,也就是从政治秩序与现实情势两方面都讲不通。但如果按照先儒所言,周初把其他原有国家社稷移走进行分封,在道理上也是讲不通的。

  朱熹对于周初封建的理解,一是强调当时“事势未定”,也就是强调当时的历史形势,另一方面也考虑“理”的层面,看是否符合价值——移别国社稷无此理,而屏藩之国相对弱小也不符合“理”。朱熹这里的态度,与那些泥于经典、揣测古制的做法是十分不同的,他看到了“历史事实”与经典记述之间的可能的“裂隙”,而这一裂隙在他那里又并没有导致历史与价值的截然对立,“理势”的构架展示的是内在于历史事实的价值运用,强调的是历史发展所要遵循的法则、规律。

  这里还需指出一个问题,即“事势”“时势”与“理势”这些同样是对历史事实做出判断的范畴,在朱熹具体使用时是有一定差别的:“事势”“时势”更多强调客观的现实层面,“理势”则是兼顾价值与现实,包含了具体情境中的价值问题,涉及“时措之宜”这一向度。除了“必然”之外,“理势”还强调了理对于现实的规范意义。另外,“事势”“时势”等“势”的范畴,有“不得已”的意味,而“理势”在具体应用上与“不得已之势”有区别,它更强调某种情态之下的理序以及可作为的一面,这是朱熹“理势”观最重要的内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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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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