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美学意识形态:论布拉格学派的“背景”理论

2018-04-30 22:34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杨磊

  Beyond Aesthetic Ideology:On the "Background" Theory of the Prague School

  作者简介:杨磊,昆明理工大学,昆明 650050 杨磊,男,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原发信息:《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75期

  内容提要:“背景”在布拉格学派的美学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背景的阐释,布拉格学派建立了以“前景化/背景”为核心的艺术作品结构,这个结构是二律背反的,即既是自律的,同时也是他律的。布拉格学派的美学理论也由此既是自律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但借助把已经形成的审美价值结构化,布拉格学派成功地超越了美学意识形态,建立了一般的审美观念。对21世纪的“美学的复兴”而言,布拉格学派借助形式分析建立的一般的审美观念显然值得借鉴与反思。

  In the aesthetics studies of the Prague School,"background"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By interpreting it,the Prague School has constructed the structure of art work of "foregrounding/background".The structure is an antinomy,that is,it is not only autonomic,but also heteronomous.At same time,the aesthetic theory of the Prague School is both autonomic and ideological.But,through restructuring the established aesthetic values,the Prague School has transcended aesthetic ideology successfully,and constructed the general aesthetic conception."The revival of aesthe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would benefit much from the reflections on the general aesthetic conception based on the formalist analysis of the Prague School.

   关键词:布拉格学派/背景/美学意识形态/结构化审美/审美教养/美学的复兴/Prague School/background/aesthetic ideology/structural aesthetics/aesthetic training/revival of aesthetics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布拉格学派美学理论重估研究”(项目号:16xJc751007)、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实践论研究”(项目号:QN2016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20世纪的文学、美学研究中,自律和他律之间的碰撞融合始终是一个极富魅力的话题,对于二者自身的特质和二者间的关系,学术界也常有不同的观点。在这些声音里,布拉格学派的观点较为独特,不同于在自律和他律上各执一端、互不妥协的立场,布拉格学派的观念是调和的,即承认美学是自律的,但也是他律的。不过,美学观念因其自身的结构化而获得了强大的、足以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力量,从而在更广的意义上确认了自律的美学观念。显然,这是一种独特的审美理想主义观点。

  传统研究对布拉格学派的认识是较为偏颇的。无论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术语汇编》,抑或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都把布拉格学派的美学观念等同于“前景化”,甚至还原为“陌生化”,[1]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和前景化共同构成一个文学或艺术结构的“背景”,也就消解了学派在美学研究上的独特见解。在20世纪中叶,随着美学意识形态观念的提出和流行,自律研究受到了极大的挫折,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一种基于政治实用主义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美学研究广为传播,“自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样的前提下,布拉格学派的“背景”观念无疑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布拉格学派没有明确界定何为“背景”,但在1929年的“纲要”中提出有两种背景:“从共时的角度看,诗歌言语具有诗歌表达的形式,因为个体的创造行为需要从两个方面评估,一方面,它依赖直接的诗歌传统这个背景,另一方面,它依赖当前的交流语言这个背景。”[2](P15)这两种背景可进一步细化。交流语言(亦即标准语言)在前景化的发生和语义转换中有直接作用,同时它也是前景化得以发生的社会文化环境。诗歌传统,或者艺术传统,是艺术实践的评价标准,但由于它具有将其自身结构化,亦即普遍化、一般化的能力,因此它能够影响甚至决定着一切社会文化实践。如果非要承认“美学意识形态”的存在,那对于布拉格学派而言,这是一种独特的美学意识形态观念:美学自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发现,对于21世纪以来的“美学的复兴”而言,布拉格学派的“背景”美学观念有较积极的作用。

   一、理解“背景”:自律的美学

  在布拉格学派中,较早认识到“背景”的重要作用的是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和哈弗瓦内克(Havranek),对此,二者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穆氏认为,第一,前景化是对“背景”的“审美式扭曲”,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最大程度地把言辞前景化”;[3](P18-19)第二,“背景”是前景化的舞台,只有被“投射到作为背景的标准语言之上,才有所谓的前景化”。[3](P27)具体而言,前者所谓的审美扭曲起到的是一种类似(而不等同)于陌生化的作用,它能使语言对象唤起读者的注意力。但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对象未必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就需要把被变形或扭曲的语言投射到背景之上,形成语义转换。

  比如,艾略特《荒原》的开篇“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就使用了典型的前景化技艺。以“残忍”来描写四月,显然违反了对于四月的常识,因此达成了前景化的效果。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常识作为背景,这里就无法形成前景化,同时,前景化也就失去了可以投射的背景,不能完成语义的转换,以至于无法理解。对于布拉格学派而言,这样的情况甚至导致“完全的前景化”,形成了完全的自动化,这实际上宣告了前景化的死亡:前景化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没有背景,前景化就是空中楼阁,美丽但只是个幻象。

  按照布拉格学派的说法,前景化和背景共同构成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包含了趋同和趋异成分以及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的动态结构,所有成分的价值均与和整体的联系相关”。[3](P22)换言之,前景化和背景作为两个关系项,都只在结构关系中被审视和评价,从而悬置了所有和二者没有直接、必然联系的其他成分,这使这个结构成为自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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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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