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茂堂/谢家建: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困境

2018-04-30 23:32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戴茂堂/谢家建

  Analysis on the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Modern Chinese Ethics

  作者简介:戴茂堂(1964- ),男,湖北江陵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员,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谢家建(1983- ),男,湖北通山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重庆科技学院法政与经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武汉 430062

  原发信息:《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74期

  内容提要:现实生活的道德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的逻辑结局或结果。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突出地表现为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认识论上的科学主义、方法论上的规范主义和目的论上的实用主义。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把道德的善与恶当成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势必否定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尊严,进而默默地取消行善或弃恶的必要性;克服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必须将唯有人才有的道德与唯有人才有的自由关联在一起,充分正视道德的自由基础。认识论上的科学主义选择以科学的模式去揭示作为事实的道德,热衷于去建构伦理学的所谓科学知识体系,势必走向对伦理学的科学定位;超越认识论上的科学主义就必须引入价值论的视野,反思伦理学的知识论倾向,确立道德的价值基础。方法论上的规范主义认定伦理学是作为规范的科学,道德是由道德原则和道德规则构成的规范体系,每个人如果遵循道德规范就必定能够达到善;超越方法论上的规范主义就必须建立起德性论的视野,通过对道德品质的研究揭示作为道德存在的人应该达到的美德境界。目的论上的实用主义认为伦理学作为“实践的科学”是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无所不能”的“好用又适用”的道德工具,势必把“应用”伦理学下降为伦理学“应用”;超越目的论上的实用主义就在于指明伦理学的实践智慧在于展示和提炼思考生活问题的普遍原则,为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开辟道路。

  关键词:伦理学/客观主义/科学主义/规范主义/实用主义

  标题注释: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资助项目:14zd012。

  中国当代伦理学无论是在学理探讨还是在应用研究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中国当代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遭遇着道德滑坡的困扰,都在拷问着中国人的良知与良心,以至于有人惊呼“道德一代不如一代”。在新的语境下,中国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在学科定位、学术立场、话语体系等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困境。现实生活的道德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的逻辑结局或结果。我们认为,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困境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但尤为突出地表现在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认识论上的科学主义、方法论上的规范主义和目的论上的实用主义这四个方面。或许正是这些理论困境导致中国当代伦理学既不能与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构成有效的对接,也不能对社会的伦理期许作出对等的回应,从而使得它完全没有能力化解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困境。

  一、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

  在哲学史上,有人从本体论上对世界作出了主观主义的理解,也有人对世界作出了客观主义的理解。虽然客观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不同的形态,但其中柏拉图的思想一直起着标准化、权威性的作用。在柏拉图哲学中,理念具有“一”的统一性和“存在”的实在性,是完全不依赖于人的头脑而存在的客观精神,可称为“真正的实在”[1]179。他还进一步断言,在所有的理念中,善的理念是最高的理念。善的理念一方面是其他理念由以产生的终极根据,另一方面是其他理念以及作为这些理念的摹本的感性事物一同追求的最高目标。胡塞尔在总结由柏拉图所代表的客观主义的特征时指出:“客观主义的特征是:它的活动是在经验先给予的自明的世界的基础上,并追问这个世界的‘客观的真理’,追问对这个世界是必然的,对一切理性物是有效的东西,追问这个世界自在的东西。普遍地去实现这个目标,被认为就是认识的任务,理性的任务,也就是哲学的任务。由此达到最终的存有,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其他理性的意义。”[2]81

  哲学史上的客观主义在中国当代伦理学中也有明显表现。中国当代伦理学普遍认为,道德上的善与恶都是客观实在的,具有外在于人的事实上的真实性。道德信念为真,当且仅当它符合道德事实,而符合道德事实的道德信念就是道德真理。王海明先生指出:“善与恶也就是客体的事实属性对于主体的需求、欲望、目的的效用性;而主体的需求、欲望、目的则是善与恶的标准:客体有利于满足主体需要、实现主体欲望、符合主体目的的事实属性,叫做正价值,因而也就是所谓的善;客体有害于满足主体需要和实现主体欲望因而不符合主体目的的事实属性,叫做负价值,亦即所谓的恶。”[3]36倪愫襄先生认为:“伦理更侧重‘伦’的一面,即强调人伦关系,由人而构成的关系可以说都是伦理关系,而这些关系对于现实的人而言无疑是外在的、客观存在的。”[4]17还有人断定:“虽然道德的形成离不开人的主观意志,但只有恶劣的道德才可以任意规定,科学的道德应当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社会行为事实、道德目的以及二者关系正确认识的结果:符合道德目的之社会行为事实是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反之就是不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这就是道德的客观性。”[5]在本体论上,伦理学的客观主义断言,伦理学建基于道德事实的客观存在,并以客观存在的道德事实为研究对象,如王海明先生所说:“伦理学的最为根本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人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而是人的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本性。”[3]16

  如果道德的善或恶是客观存在的,那就等于说:善或恶是先于证明或未经证明的先验设定,是在有人之前事先存有的,而不是事后才发生的。总之,道德是完全可以外在于人的。韦政通先生就明确断言:“作为规范意义的伦理,它先于个人而存在。”[6]81许建良先生也断言:“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人与道德并非一体的存在。换言之,道德是外在于人的存在。”[7]然而,道德的善或恶从来都不可能是先于人而存在的事实。认可在有人之先就有道德,这是不可思议的理论冒险。既没有本来的善,也没有“前定”的恶,善是需要人后天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努力追求的,恶是需要人后天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努力拒绝的。也就是说,善或恶都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或产物,人是自己把自己做成善人或恶人的。对自然现象如地震、海啸等不需要、不可以进行道德上的善恶评价,因为它们没有自由意志。唯有人拥有自由意志并因此可以对其行为进行道德上的善恶评价。如果意志不是自由的,那么,人既不会因为做了“善事”而受赞扬,也无须因为行了“恶事”而遭惩罚。由此可见,道德的善并不是被客观给定的,而是被人的自由意志创造的,是人的生命的鲜活体验。如果善或恶在“事实上”“是”客观的,那么在“价值上”人“应该”从善或弃恶就是多余的,甚至毫无意义[8]158。如果把善或恶作客观主义的解读,势必取消人创造的自由、行善的自由,进而养成一种伦理惰性,陷入道德问题上的决定论或宿命论。这就是说,伦理学的客观主义会通过彻底否定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尊严,默默地取消行善或弃恶的必要性。因此,在本体论上,必须将唯有人才有的道德与唯有人才有的创造的自由或自由的创造关联在一起,充分正视道德的自由基础,并赋予道德的善或恶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含义。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道德哲学家们一直都将对善或恶的理解与自由关联在一起。在古代西方,亚里士多德最早将善的问题放在“自愿的选择”这一视点上来立论,认为德性的基本特点在于体现了一种“自愿中的选择”,并由此演绎出一个重要结论:人是自己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善良之人或丑恶之人。“如若我们有能力做美好的事情和丑恶的事情,我们也有能力不去做。既然行为既可以是对善事的行为,也可以是对恶事的行为,那么,做一个善良之人还是丑恶之人,也就是由我们自己。”[9]45在近代西方,康德伦理学最坚决地把道德与自由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一方面自由意志给指导实践活动的道德法则提供了来源,没有自由就谈不上道德律令,另一方面正是道德法则的存在反证了自由意志或自由本身的存在,道德律就是自由意志自身的规律即自由律。他说:“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自由概念通过一些实践原理来证明自身的实在性,这些实践原理作为纯粹理性的一种因果性法则,完全独立于一切经验性条件(即一般的感性事物)而对个人意志作出规定,证明我们心中的一种纯粹意志,道德的概念和法则就在这种纯粹意志中获得它们的来源。”[10]228他还说:“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假使道德法则不是预先在自己的理性中明确地思维到的,那我们便不应当认为自己有理由来假设‘自由’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没有自由,那我们就不可能在自身发现道德法则。”[11]1~2在现代西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最彻底地将自由当成是理解道德的关节点。人在道德选择中的绝对自由、绝对自主成为了存在主义伦理学竭力去维护的基本思想。存在主义还把道德选择的绝对自由与责任连在一起,提出道德责任就是人负起自己自由的重担。责任是自由的逻辑规定,最极端的自由推演出最严格的责任。如果说,对人而言,自由不可逃避,那么责任就成为了人与生俱来的“宿命”。认真反思从亚里士多德经由康德再到萨特的思想进路,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若要克服中国当代伦理学中广为存在的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必须在道德与自由之间建立起友好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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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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