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义概念:嬗变中的综合

2018-04-30 23:55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廖申白

  标题注释:在本文的修改定稿过程中,《哲学研究》的苏晓离编审对文中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十分重要而有益的修改建议,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正义概念在西方是表明着道德最初发源的观念。在古代希腊,正义(δικη)一词来源于女神狄刻的名字。狄刻是宙斯同法律和秩序女神忒弥斯之女;在希腊人的雕塑中忒弥斯手执聚宝角和天平,眼上蒙布,以示不偏不倚地将善物分配给人类,所以狄刻是正义的化身,主管对人间是非善恶的评判。拉丁语中正义(Justice)一词得名于古罗马正义女神禹斯提提亚(Justitia)。(参见鲁刚、郑述普编译)同在希腊语中一样,拉丁语正义一词中也已经包含了正直、无私、公平、公道这些一直保持到现代的基本语义。

  在西方正义概念的历史发展中,许多思想都对它发生过深刻影响,成为这个概念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个概念的种种涵义是在整个西方历史中逐步增添、发展、补充进去的:每种思想成分在最初提出来时,都同正义概念已经涵入的那些思想成分存在着某种矛盾;在以后的发展中,新的观念成为正义的基础,原有的思想成分则或者逐步边缘化甚至部分地被排除,或者逐步地与新观念融合。所以,每一种正义概念,都是以一种观念为基础融汇、整合以往丰富涵义的新的综合。本文试图对西方思想中被逐步纳入正义概念的那些核心的思想成分做一简要说明,勾勒其中发生的重要理论冲突以及这些冲突达到某种综合的历史脉络。理解西方正义概念的这些演变,对于理解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行为标准是重要的,也有助于理解今日西方社会的正义概念,有助于促进东西方文明间的相互尊重与沟通。

  一

  古代希腊思想最早赋予了西方正义概念一些基本的涵义。首先应该谈到梭伦。梭伦通过将应得的观念与正义联系起来,使正义成为一个有明确的社会与德性意义的概念。当时在雅典,各个派别尤其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争斗非常激烈。梭伦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倾向于富人一边还是穷人一边,正义与和平都是无法实现的;要做到正义,只有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偏不倚。在富人这边,他认为贪婪是城邦社会纷争的根源,所以他要求富人压制他们的欲望,主政之后首先对平民有所扶持。他禁止借贷以人身作为担保,使借贷的平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又通过立法允许任何人为遭受不正义的人伸冤,还通过法律使遭受不正义对待的人可以向陪审法庭申诉。但是梭伦拒绝给平民更多的福利。他认为平民应得的是自由和恰如其分的尊严,而不应当奢望分得财产,因为财产应当靠努力挣得,财产属于其所有者,所以他拒绝了平民析分城邦的财产权要求。(参见亚里士多德,1959年,第12章)

  梭伦对于为什么一部分人应当享有财富,另一部分人只应享有人身自由;富人是由于他们或其先人的劳动还是由于有德性的公共服务而应当持有财富,并未做更深入的思考,但从他坚持平民应当靠职业劳动去挣得财产和城邦应当维护财产的现状这两点看,他认为劳动得来的东西是应得的,作为遗产而继承的东西也是应得的。对于有地位的人的公共服务或管理活动是应得荣誉还是应得财产奖赏这个长久争论的问题,梭伦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尽管如此,梭伦毕竟最早在正义概念中引入了“给一个人以其应得”的含义。

  应得(注:在希腊语中,τιτε ψασιυ εхειυ τα αυτων的意义就是给一个人他应得的东西,英语中常译为to give one his due,名词应得常常以desert的形式出现,它意味着一个人应得到的赏罚。)就是应该得到的。应得的观念有两层涵义:在常识观念中,应得既包括赏也包括罚,它是一个人的行为的后果;在哲学家的概念中,“应得的”与一个人“自身的”和“属于自身的”东西是同一范畴的。常识的观念也可以同哲学家的概念结合起来:赏或罚是由于一个人自身的行为而属于他自身的。正义在于应得的思想由梭伦首先阐述后,在西方思想中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正义的概念在西方虽历经诸多变化,但应得始终是其中的基本涵义。应得可以说是正义概念中的那个正。正就是本体、本身、真实、正确和正当。所以,应得的正义可以说是后来的权利、自由、应当、对和错等等概念的最早起源。应得的就是有权利要求得到的。权利这个词来源于“对”或正确。它意味着你要求得到某件东西是对的、正确的。应得的概念自然地包含着“对”或正确(正当)的涵义。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从应得概念逐步引申出来的。

  二

  在梭伦以后不久,柏拉图就在他的《理想国》里对于正义在于给一个人以其应得的思想提出了质疑。古代希腊人普遍地将正义看作是一种主要德性,并认为它必定是善的。所以“苏格拉底”或柏拉图认为,如果正义在于应得,它就意味着给一个人以他应得的某种善。但是,一个人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坏人;好人应得的必定是善,坏人应得的必定是恶。说正义在于给好人以他应得的善,当然不错,但是说正义也在于给坏人以他应得的恶,就把恶包含于正义之中了。第一,正义使用一种恶作为手段,以恶报恶,就是赋予自身一种恶的性质。第二,给一个坏人以他应得的恶,会使这个坏人变得更坏,这也同正义是德性、是一种善的性质相背离。第三,正义要由正义的人来施行。如果坏人应得的是伤害,就要由正义的人(好人)去伤害,这就使得好人的德性也变坏。所以,按“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看法,正义在于给一个人以其应得的思想在哲学的省察下,或者是不能成立的,或者是只在一方面,即在给一个人以他应得的善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参见柏拉图,第1卷)

  柏拉图的上述质疑决不仅仅是破坏性的;他从正义是德性并且同善相关这个高处俯视应得的观念,强调正义必定同他人的某种善相关,而不是同恶相关,增加“恶”的行动必定是不义的。这个对正义德性的界定对古希腊罗马直至基督教的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么,正义怎样同他人的善相关呢?正义似乎不提供给他人某种具体的善,如不像智慧那样提供好的治理或意见。正义是总体的德性,而不是具体的德性。所以正义是对一切人而言的德性,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其它德性则是某个职业人群的德性,例如智慧是管理者的德性,勇敢是护国者的德性。作为总体的德性,“苏格拉底”或柏拉图认为,正义的人在城邦生活中提供给他人的是“做好自己的事而不干涉他人做他们的事”这种总体的善。这个界定看似消极,但有其道理: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便造成城邦的繁荣,商业与交往就会发达;每个人不去妨碍他人做好他们自己该做的事,便造成良好的秩序环境,这正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的条件。所以,正义带来的是总体的善,是总体的德性。这种德性虽然不具体,却是人们获得具体德性的条件。(参见柏拉图,第3卷)

  三

  柏拉图阐述的正义德性的两个重要特性——相关于他人的善与总体性,以及正义德性的“不干涉”内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都得到了进一步阐发。亚里士多德在“守法”的概念下引申了柏拉图的“不干涉”观念:在总体上,正义意味着守法,违法便是不正义。守法是一个人对他人的某种善的关注态度,但它的性质是纯然消极的。一个人守法对他人就是一种善,虽然不是一种具体的善;他不去伤害别人,就使他人可以不受干涉地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善。在这种意义上,不干涉他人的和守法的正义就是总体的德性。(参见亚里士多德,1999年,第5卷第1、2章)

  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梭伦的正义在于应得的思想应当在具体的层次上理解。具体正义同一些好的事物比如荣誉、财物的获得相关。其消极方面意味着不要去不义地多得,不义地多得就是伤害他人的利益。这观念中内含着应得的尺度:不义地多得就是所取超过了应得。具体正义的积极方面在于对于自己“取其应得”,对于他人“给其应得”。这种应得表现在几种不同形式中。首先,在从共同资源中取个人之所得时,应按照人和人之间的贡献的比例来分配:贡献大就多分得,贡献小就少分得,贡献同样就同样分得,这叫做“比例的平等”。其次,在自愿的交换与交往中,尺度是有比例的回报。两个人要按照彼此的生产能力交换各自的产品:如果一个人一天生产五双鞋,另一个人一天生产一张床,交换就应当是五双鞋换一张床。第三,在发生了不自愿的交换,即一方的利益违反其意愿地受到了损害时,实行矫正的正义,即将一个人不义地多得的部分归还受损的一方。那么,这是否属于惩罚、把一种“应得的恶”施加给不义的多得者呢?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只是使双方的利益关系恢复到交易发生前的状态,因而算不上惩罚,更谈不到以恶报恶。(参见同上,第3、4、5章)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一方面引申了梭伦的应得的正义概念,另一方面又维护了柏拉图关于正义德性只同他人的善相关的观点,从而使这两种对立的观念达到一定程度的综合。

  此外,亚里士多德把友爱视为相关于公民生活的重要德性。友爱在公民生活中是正义的必要补充。在公民生活中不仅要讲正义,而且要讲友爱。两者都包含着公民生活要求的平等。而且,讲友爱甚至更重要:在讲友爱时,人们分享着共同资源,所以不需要多讲正义。亚里士多德还谈到公道或谅解的德性。所谓公道或谅解,就是受损害的一方对于法律裁定多得者应该归还给自己的利益,鉴于多得者有些地方情有可原,谅解他一点,少要回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在体谅的态度下合理地少收回一点自己利益的公道品质,也是正义的一个必要补充。因为正义有时比较僵化,考虑不了细节情况,没有很大的灵活性,这就需要靠公道的态度来进行补充。所以公道不是正义,而是更高的德性,并且合于正义。(参见亚里士多德,1999年,第3、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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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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