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黄相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哲学理解

2018-05-04 14:39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韩庆祥/黄相怀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黄相怀,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712期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理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据,即“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影响”,然后指出“三个意味着”是进入新时代的标识,“五个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具体内容。虽然“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同层级的概念,但二者具有类似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它是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论断、新思想、新方略的“立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是实现强起来的宣言书和行动纲领。

  关键词:新时代/历史方位/哲学理解/强起来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立足于哲学,才能更理性地把握时代和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把握时代和历史,对一定时代和历史的判断决定一定的时代任务,一定的时代任务决定一定的时代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或曰处在新的历史方位,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也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从哲学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或处在新的历史方位,有助于从根本上和规律上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和内在精髓。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根据:“从何而来”

  从哲学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首先要理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据,回答“从何而来”的问题。这需要从历史思维入手,从“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影响”三方面进行分析。

  1.“历史性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要根据

  “历史性成就”,既指“经过长期努力”,“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习近平,第8页)也指党的十八大以后这“极不平凡的五年”,我们党“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些历史性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参见韩庆祥,2017年b)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列举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们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

  2.“历史性变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根据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找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恰当结合点,实现二者的相互贯通,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转化为“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参见黄相怀,第25页)因此,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总体上是不断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中国特征和人民需要,进而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更高境界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新的更高境界以“整体转型升级”的方式全方位展开:

  ——在价值取向上,由过去一些地方在实践中相对注重以物为本,走向更加注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开放初期乃至后来一段时间,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由于发展的紧迫性与现实条件的严重约束,我国许多地方在实践中相对注重积累物质财富,片面强调GDP,见物不见人。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自觉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等等,这体现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对更高价值取向的自觉认知。

  ——在奋斗目标上,从“三步走”战略进一步走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规划“时间表”和“路线图”。在继承以往我们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升了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这种战略目标,既包括当前一段时期所要实现的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包括未来长远发展的奋斗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意味着党中央治国理政作出了新的战略安排,实现了奋斗目标的升级,反映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对新的更高奋斗目标的自觉追求。

  ——在生产力发展上,由注重“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转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参见韩庆祥,2017年a)在“欠发展”时期,用“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时期,就必须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具体思路和对策,强调树立和落实创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反映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对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

  ——在生产关系上,由“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注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解决效率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日趋拉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导致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的诉求日益增强。这种实践发展新要求,体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上,即提出了“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增进人民福祉”“精准脱贫”等,表达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对生产关系的自觉思考。

  ——在国家权力运行方式上,由行政主导色彩较为浓厚转向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更加注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大蛋糕”“追赶西方”的历史任务,就决定了改革开放初期乃至相当一段时间,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历史和事实证明,政府“这只手”具有独特的优势。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各个利益主体表达各种诉求的时期,仅仅靠“行政主导”破解社会矛盾与难题,已然不够。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加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既为治理国家公共权力,又为处理好政党、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提供现代化的制度模式,这体现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对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理性自觉。

  ——在社会发展方式上,由相对注重重点突破的非均衡发展策略转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在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时,为了尽快实现发展,我国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强调“重点”突破。在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即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达到了相对较高水平时,为了补齐发展短板,必须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这体现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对社会发展方式的高度自觉。

  ——在国际战略和国际作为上,由“挑战-回应”范式转向更加注重“主动谋划-积极作为”的模式。当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时,我们在总体上多采取“用市场换技术”的开放和“回应挑战”式外交,这也是一种理性的国际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我国“发展起来使大国成为强国”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上,既在某些方面坚持韬光养晦,同时又更加注重“积极作为”的外交新思路,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实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整体转型升级”,在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规律。这一规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党建等领域,都有体现。经济领域主要体现为经济结构、产业、产品的转型升级;政治领域主要体现为政治结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型升级;文化领域主要体现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型升级;社会领域主要体现为人们需求与供给方式的转型升级;军事领域主要体现为战争形态、军事战略、军事技术的转型升级,等等。各个领域只有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与时俱进、永不懈怠地推进整体转型升级,才能不断地焕发出生机活力,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我们要进一步从理论上来分析和揭示这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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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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