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郭飞:认知分歧中的证据与合理性

2018-05-11 09:58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喻郭飞

Analysis on the Evidence and Rationality in Epistemic Disagreement

 

  

  作者简介:喻郭飞(1983- ),男,湖北武汉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昆明 650091

  

  原发信息:《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76期

  

  内容提要:在当代知识论中,面对旗鼓相当的认知伙伴之间产生的认知分歧,如何做出恰当的反应并保持合理性是一个重要议题。人们普遍承认,证据在认知辩护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根据“唯一性论题”,同一证据集能够确定关于特定命题的、合乎理性的命题态度是唯一的。因此,产生认知分歧的各方中至少有一方是不合乎理性的,需要作出改变。折中主义与固执己见论作为当前两种最流行的处理认知分歧的立场,前者要求产生分歧的双方各退一步,同时降低自身先前的主观置信度,取一个中间值才合乎理性,而后者是指在没有获得压倒性的证据对自身最初的命题态度构成严重挑战的情况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坚持原来的立场。事实上,上述两种立场都不成立。原因在于,认知合理性不是静态的,而是会随着证据的更新呈现动态变化。在面对认知分歧的时候,真正合理的反应是及时更新并重估其掌握的全部证据,由此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调整命题态度。

  

  关键词:认知伙伴/认知分歧/证据/唯一性论题/合理性

  

  标题注释:本文得到云南大学2016年度“东陆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编号:WX069051)资助。

  

 

  一、引言

  如何准确地刻画并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分歧(peer epistemic disagreement)是当代知识论的一个热点议题。人们普遍承认,证据在决定一个认知者应该对某个命题持有何种认知态度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关于如何刻画证据与认知合理性之间的关系,人们的意见不一。尤其是在争辩的各方都掌握着有力证据的情况下,面对认知分歧如何决断就变成一个难题。折中主义(conciliatory view)与固执己见论(steadfast view)是当下最为流行的两种处理认知分歧的观点,但是,认知合理性并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静态的概念,它是随着证据的更新而动态发展的。因此,如果人们在求知的过程中产生了分歧,恰当的做法不是简单的折中让步或固执己见,而是需要通过吸纳新的证据并对其掌握的全部证据集进行重新评估,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调整其认知态度,从而保持认知合理性。

  二、认知分歧与证据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宽泛意义上的观点不一或意见分歧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无论是网络论坛上的口水之争,还是辩论赛场上的唇枪舌剑,抑或是学术会场内的观点交锋,人与人之间观点和看法上的分歧体现出某种话语上的公平性和开放性。但是,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各种分歧恣意蔓延,人们就难以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甚至可能导致相对主义与怀疑论。近些年来,关于认知分歧的讨论逐渐成为当代知识论研究的热点。

  知识论中严格意义上的认知分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知者关于同一个命题(之真值)持有不同的命题态度或主观置信度。“他们关于同一命题拥有的所有证据都相同,并且相互承认彼此是认知伙伴(epistemic peers)——他们拥有同等卓越的知觉能力、推理技巧等等。”①认知伙伴基于同等说服力的证据,却对同一问题给出了不同回答。这与宽泛意义上无需多少证据支持所产生的意见不同存在很大差别。例如,路人甲问身边的同伴“现在是什么时间”,路人乙的回答是“下午5点1分”,路人丙说:“不对,应该是下午4点59分!”显而易见,路人乙和路人丙对于同一问题给出的答案不可能都正确(甚至可能都不对)。问题的关键在于,路人乙和路人丙对他们自己的答案都信心满满,认为自己证据充分,因为路人乙戴着一块新买的劳力士,而路人丙戴着一块新买的欧米茄。他们关于“现在是什么时间”这一问题的答案产生了认知分歧,而且这一分歧看起来还不太好解决。也许他们可以诉诸外部的权威或者专家,比如参考一下北京时间。但是在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下,或者是缺乏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是不同的专家之间也产生了分歧,问题就变得较为棘手。产生认知分歧的各方是固执己见、互不让步呢?还是采取折中主义的路线,同时降低自己先前关于某个命题的主观置信度,转而寻找一个中间点呢?

  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认知分歧的特征,寻找消除认知分歧可能的出路,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与之密切相关的“证据”概念。科学哲学家彼得·阿钦斯坦(Peter Achinstein)在他的《证据之书》中对“证据”概念给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哲学说明:“(1)证据是能够提高一个假说(为真)概率的相关信息;(2)证据是使一个假说具备较高(为真)概率的那些信息。”[1]44当代的知识论学者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也给出了一个类似的定义:“e成为假说h的证据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e要能够对h为真形成支持;(2)e本身必须有一定的可信度。”[2]186换言之,认知者S将e视作相信假说h为真的证据,当且仅当P(h/e)>P(h)。

  在《知识及其限度》一书中,威廉姆森对“证据”概念做了进一步细致的阐释,他把证据看作知识,这一点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知识”概念的JTB分析,知识本身被看作是根本性的。只有把已有的知识作为证据,人们才能为获取新的知识提供认知辩护。他同时指出,“尽管被知识所辩护的对象本身不一定是知识,即便它为真,但是能够(在认知上)提供辩护效力的东西一定是知识”[3]。这就意味着,证据或者为知识提供辩护的东西本身一定也是知识。因而,为知识提供认知辩护的证据需要以命题的形式呈现,证据本身有真假之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有可能在一些情况下错误地把假命题当作证据来使用,但是这些假命题本身无法发挥辩护效力,也就不足以被称为真正的证据。例如,有人在法庭上作伪证,很显然,法官在庭审的过程中有责任对证据的真伪进行鉴别,不能采纳伪证,否则他很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当代知识论学者托马斯·凯利(Thomas Kelly)指出,“误导性的证据或许也能勉强算作证据,但是获得这样的证据明显会影响到一个人合理地相信什么”[4]137。以“知识”概念作为基础对“证据”概念进行刻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给“认知辩护”以及“认知伙伴”②概念设立一条严格的标准,即,人们对于一个命题的真值应该持有何种命题态度取决于相关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来自于我们所掌握的知识。

  基于以上对“证据”概念的初步刻画,我们可以将认知分歧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就同一问题的答案,产生分歧的各方拥有不同的证据,他们在证据的完整度、各自具有的推理技巧、对证据的评估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分。这种类型的认知分歧往往存在于外行和外行或者外行和专家之间,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只要大家愿意虚心接受相关专家的建议和裁定即可。第二种是,就同一问题的答案,产生分歧的各方拥有大体相同的证据③,他们各自的知觉能力、推理能力和对证据的评估能力旗鼓相当并且高度自信,可以说都是专家,这种认知分歧就较难解决。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上述第二种类型的认知分歧,它不仅凸显了证据在命题态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反映出认知伙伴拥有的对等性(symmetry)给分歧解决带来的困难。特别是考虑到作为人类知识典范的科学理论,人们可以看到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不同时代的科学家围绕同一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历时性的认知分歧,比如天文学上的宇宙模型从“地心说”向“日心说”的转变。而从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来看,历时性认知分歧的解决是通过对科学证据的扩展或再认识,并以此为基础用新的理论替代旧的理论。

  相较而言,共时性的认知分歧更加尖锐④,它是认知伙伴基于类似有力的证据所产生的态度分歧,“究竟谁拥有认知合理性”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回答。因此,不论是关于科学知识还是日常经验,笔者认为,处在共时性认知分歧中的认知者里面至少有某一位不应该被称为认知伙伴,因为实际情况是:争论各方中的某一位甚至某几位的认知表现并不理想,他(们)对大家共有的证据做出了错误的评价,相应采取的命题态度也不合乎认知合理性的要求。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不这样认为,他们提出了“折中主义”和“固执己见”两种不同理论来处理共时性的认知分歧。在“折中主义”的支持者看来,产生认知分歧的各方都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站在真理的一边,所以公平起见,大家各自降低自己先前关于目标命题之真值的主观置信度,并接受一个折中的方案才是合乎理性的。而“固执己见”的支持者针锋相对,他们认为,在没有获得压倒性的证据对自身最初的命题态度构成严重挑战的情况下,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坚持原来的看法。特别是在一个认知者通过内省的方式获得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他对自身持有的命题态度偏爱有加似乎就显得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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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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