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体结构、哲学建构方法及其意义

2018-05-15 11:37 来源:《观察与思考》 作者:刘进田

On the Value Subject Structure,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作者简介:刘进田,男,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价值哲学学会副会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63

  原发信息:《观察与思考》第201711期

  内容提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体显然是人类。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在“中国梦”之民族国家价值主体关怀前提下,对价值主体人类形态的认同和高扬,是价值主体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化。中华传统文化悠久高远的“天下主义”人文理念和西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所强调的“命运”旨趣,是理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般方法论资源,前者构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导性原则,后者构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原则,二者结合起来则为“奉天承运”。在中国从世界边缘走向世界中心的情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包含、代表、引领人类共同价值,提升和拓展人类共同价值。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天下主义/命运/核心价值观

 

  中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大国,更是一个文明大国、文化大国。中国有责任有能力为人类寻求共存之道、和平发展之道,为重塑世界秩序,建构更为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概念,是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共存之道,是人类和平发展之道,是重塑新的世界秩序,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根本性理论和价值根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灵魂。倡导和实践人类共同价值,是为了更好地打造人类共同体以及其相关的世界秩序,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世界秩序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人类的幸福和公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主体存在的最高社会形式,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共同体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主体与价值不可分割,主体是追求价值的主体,价值是引导主体发展的理念,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密切相关,二者相互依赖,相互需求、相互推动,引导人类走向美好的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价值”这两大重要概念,是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共存与合作发展所提供的最新理念和智慧,其中蕴含着极为重要的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价值理念,是在全球化的新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世界现代性经验与价值的批判性吸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价值的人类性推展,占据了重塑世界秩序的理论和价值制高点,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关系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新内容。这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正确地指导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走向世界中心,影响世界、范导世界,推动人类走向和平与发展,幸福与公正的美好未来。

  一、民族国家主体和人类主体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关怀

  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在迅速振兴,以不可阻挡的步伐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心。在这种情势下,世界正在注视着中国,观察着中国,看中国的胸襟情怀与价值关切只是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的,还是国际主义的、人类主义的。

  对此问题的回答我们非常坚定明确,我们既关怀民族国家的振兴,又关怀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未来发展,并力图将民族国家关怀与人类共存发展关怀辩证统一起来。只有民族国家关怀,容易陷入民族主义、孤立主义,相反只有人类关怀,则容易滑向空想主义,甚至会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民族国家解体。吸取前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平衡好民族国家主体发展与人类主体发展的复杂关系。使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类共同体在相互依赖、良性互动中健康前行。

  按照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内在本质是自由自觉性,这种内在的自由自觉性要体现于外在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体制、社会制度之中,这时人的本质才超越了主观性,成为客观现实的本质,有客观定在的本质。人的社会规定性使人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而使人或主体具有不同的社会形态。主体的社会存在形态可分为个体形态、群体形态(家庭、党派、阶级、民族、国家等)和人类形态。不同的主体形态在范围、层次、程度上是不同的,特别是在利益上有所不同。处于基础性、最低层次的主体形态是个体,最高层次的主体形态是人类总体或人类共同体。群体主体处于个体和人类之间,构成联系个体与人类的中介性主体。主体的三种形态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表现在各自的利益、性格、范围、层次各不相同,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同时各主体形态之间亦存在密切联系。主体形态的高一层次总是包含着低一层次形态,人类包含着群体,群体包含着个体,而低层次的主体又都包含和体现着高一层次主体及其性质、性格和特征。个体总是包含着家庭的、阶级的、党派的、民族的性格,而群体又包含着人类的性质。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但再特殊也不能特殊到不是人。每一个群体、民族也一样,有其民族特殊性,但都不能脱离人类共同本质和文明。主体高低层次之间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个别)的关系。“处于较低层次的主体形态,是处于较高层次上的主体形态的特殊存在状态,其中总是包含着高层次的主体形态的性质和联系,即包含着一般的特殊(个别);而处于较高层次的主体形态则是由处于低层次的不同主体构成的体系,因而自身是体现着特殊的一般。”①先秦思想家管子对主体不同层次主体形态的关联早有自觉论述,他说:“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②就是说,自身不能治理,怎能治理别人?不能治理别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乡?不能治乡,怎能治国?不能治国,何以治天下?天下是国的根本,国是乡的根本,乡是家的根本,家是个人的根本,个人是身体的根本,身体是治的根本。在此,个体主体(自身)与天下(人类总体)通过一系列大小不同的群体主体联系了起来。两千余年前管仲的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理解个人、民族国家、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仍有重要启发意义。

  不同主体形态本是一个相互关联着的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系统,但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思想派别对于不同主体地位和重要性的看法各有不同。有的重视个体主体,如自由主义,有的重视阶级主体,如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有的重视民族主体,如民族主义,有的重视国家主体,如国家主义,有重视人类主体,如世界主义、国际主义、人类主义。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只有人类和个人是最终的真实,而人类和个体之间的种种群体则是变动不居分合不定的。他写道:“在新的混沌之中,恐怕只有两个真实不虚:一端是全人类共同的社会,另一端是真实的个人;其间的种种群体都是某性质的共同体,而各种共同体之间,有重叠但不会等同;也不会有国家那种终极的共同体,强而有力且包罗万象。”③中国先秦时期的法家和西方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则高度重视国家,黑格尔就认为国家是理性的最高体现。

  其实,在个体主体、民族国家主体、人类主体中单独强调某一个主体而轻忽其他两都是有理论和实践风险的。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最早开始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一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其时大家开始重视个人和个人的现实幸福,强调个人感性欲望的充量满足,这作为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反动是人的觉醒和肯定,但意大利人在强调个人价值主体地位时,没有重视理性、政府、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国家衰落,欧洲现代化的先进地位由意大利让位给英国、法国。英国和法国继承了意大利人重视个体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重视理性和国家的构建,于是走上了健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早期意大利只重视个人,未重视国家使得后来黑手党猖獗,直至现在难以根除。

  另一极端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氏试图在苏联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改革,提出了作为改革理论根据的所谓“新思维”。“新思维”的核心是人类思维。戈氏声称:“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④“在20世纪,在这个充满矛盾冲突的100年就要结束的时候,人类应该承认迫切需要把全人类原则作为时代的主要的绝对命令置于优先地位。”⑤“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地球上的生命,跨越把我们分开的差异岂不是更正确吗?我们已经作出了自己的抉择,既以承担义务的声明,又以具体行动来确立政治思维。”⑥戈氏试图超越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流行的阶级思维和民族国家思维,把全人类利益放在优先的,甚至绝对命令的地位。在全球化时代,在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存在和环境安全风险存在的时代,戈氏强调全人类利益,强调人类主体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是基于民族国家对立的现实,忽视民族国家利益又会带来巨大风险,后来苏联解体与戈氏新思维不无关系。

  中国当代思维和价值观是既重视民族国家主体,又重视人类主体,我们的价值关怀既是民族国家的,又是人类共同体的,我们坚持辩证的具体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