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建飞:先秦儒道幸福观的研究路径

2018-05-15 14: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尚建飞

  作为“幸福”来讲的先秦儒道幸福观,其实就是二者关于好生活的理解。这种理论视域的合理之处首先在于,能够突破“乐”的形式限制,进而追随文本本身的问题意识,深度领会先秦儒道幸福观的价值内涵。其次,在“幸福”或好生活的语境当中,先秦儒道幸福观不仅在展示二者关于快乐体验的看法,而且把先秦儒道的道德、政治主张看成更为重要的议题。

  由于幸福观在形式上体现为快乐的心理体验,许多当代学者认为,先秦儒道两家关于“乐”的论述是其幸福观的核心内容。但是,对于侧重从“幸福”来展开诠释的另一些当代学者来说,先秦儒道幸福观本身包含着实践活动与心理体验两个基本向度。换句话说,因为先秦儒道幸福观是以“幸福”作为基本视域,所以这一议题既要分析先秦儒道的快乐体验,还应该将其幸福观的根源归结为各自的道德、政治主张。

  通常情况下,直接用“幸福”来解读先秦儒道幸福观的研究路径,往往被认为是缺乏文本依据或脱离了先秦儒道的语境。这些批评证明治学方式存在着差异或多样性,然而,它并不能阻碍当代学者借助“幸福”来梳理先秦儒道幸福观的尝试。事实上,许多当代学者认为,先秦儒道所谓的“幸福”最初与个体的道德实践密切相关。

  首先,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先秦儒家提出的“孔颜之乐”,以追求道德理想、“达到精神上的满足”作为幸福的实质,并且从超越感性欲望的层面展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为了凸显其与道德实践的内在关联,有些当代学者将先秦儒家的幸福观直接称为德性幸福观:《论语》中的“孔颜之乐”“曾点之志”与“君子之禄”,兼顾了道德修养和人生幸福两个层面,同时又以成就圣人、贤人的德性作为至上原则;孟子幸福观的主题集中于君子,并由君子的“所欲”“所乐”“所性”构建起了幸福的完整序列;荀子一方面保留了孔孟的德性幸福观,另一方面“又论证了功利幸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其次,与先秦儒家有所不同,先秦道家的幸福观并没有将“乐”确定为自己的核心范畴,而是试图以合乎“道”的生活方式或精神自由来阐明人类实践活动的目的。一方面,有的学者提出道家幸福观的首要特征即是“合道顺道”,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出身心和谐、遵循本性、追求精神上的虚静逍遥以及超脱世俗等诸多实践主张。这种观点能够从伦理学的角度获得更为详细的说明。例如,《老子》中的“尊道贵德”所要表达的价值立场是,人类生活“应以守护生命作为终极目的”,而尊重每个个体存在价值的德性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鉴于老庄批判世俗价值观念的面向,一些学者认为,先秦道家的幸福观是要摆脱名利、宠辱和生死的外在束缚,从而希望达到绝对的精神自由。与老子相较,庄子的“逍遥游”等学说展现出幸福的宏大气象,同时又能凭借直觉体验、理想人格、法天贵真来实现自身的精神自由。

  除了道德实践的视域,当代学者还探讨先秦儒道幸福观与其政治主张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孔孟立足于“集体主义价值观”来看待幸福。先秦儒家幸福观既然关涉全体社会成员,这就必然要求统治者“应将社会整体幸福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上述观点体现了先秦儒家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本看法。不过,孔孟崇尚社会整体幸福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力,而且也视整体幸福为他们实现自身幸福的必要条件。换句话来讲,“君子之仕”“平治天下”在形式上是针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危机,但其实质则在于确证孔孟拥有与圣人、大人相同的德性。正是基于上述理解,有的学者才会指出,孟子把进入仕途看成一种契合“尧舜之道”的品质。

  当代学术界认为,先秦道家的幸福观主要集中于个体生活领域。然而,这一印象可能更适合用来评价庄子的幸福观。毋庸置疑,庄子将老子的“道”确定为沉思人生问题的基本视域,不仅优先“探讨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且把人生幸福归结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然而,我们似乎可以追问:庄子是否完全悬置了社会政治问题?或者说,老子的幸福观是否也对社会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实际上,有的当代学者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诠释庄子思想,并且发现“《逍遥游》的真正‘作者’”应该是具有内圣外王之道的庄子。与不确定庄子政治主张中是否蕴含着幸福的状况相比,当代研究老子政治思想的学者曾评论道:“《老子》政治理念下的幸福观,既不否定世人之乐,也格外推崇圣人之乐。”也就是说,《老子》中既表达出了统一百姓之乐与圣人之乐的价值取向,又将这种幸福观奠基在“圣人所掌握的‘玄德’”之上,即以圣人遵循“道”和“无为”作为先决条件。

  概而言之,作为“幸福”来讲的先秦儒道幸福观,其实就是二者关于好生活的理解。这种理论视域的合理之处首先在于,能够突破“乐”的形式限制,进而追随文本本身的问题意识,深度领会先秦儒道幸福观的价值内涵。其次,在“幸福”或好生活的语境当中,先秦儒道幸福观不仅在展示二者关于快乐体验的看法,而且把先秦儒道的道德、政治主张看成更为重要的议题。此外,在肯定其学术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立足于“幸福”来诠释先秦儒道幸福观的困境在于:先秦儒道幸福观显然不认为道德品质或德性是快乐体验的工具,但二者又是如何证明道德品质或德性具有内在价值的呢?只有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我们才能更好地领会“孔颜之乐”“尊道贵德”以及“逍遥游”所蕴含的精神实质。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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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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