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政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之争

2018-05-17 09:57 来源:《科学与社会》 作者:宋江杰/王骏

Science and Politics:The Debate on the Found of NSF

  作者简介:宋江杰,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美国科技政策史;王骏,通信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科技政策史,邮箱地址:jwang@phil.pku.edu.cn。

  原发信息:《科学与社会》第20174期

  内容提要:二战期间,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令世界瞩目。战后,美国社会各界形成了联邦政府应该继续加强对科学研究资助的高度共识,并且认同应该成立一个国家科学基金会来资助战后的科学研究,但关于这个基金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各方观点却是相互冲突的。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分别以布什和基尔戈为代表的双方阵营在国会激烈地辩论了5年之久。本文认为,争辩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的自由探索精神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内在矛盾,而这一矛盾也只有进入“大科学时代”,随着科学上升为一种国家资源和国家事业后,才会如此激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科学,既需要独立自由,又离不开政府治理。

  The crucial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recognized by the people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WWII.Consequently,it becomes a general consensus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funding of science after the war.Although they both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new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the debate on the found and its running system of NSF during 1945 to 1950 showed different ideas of science policy of V.Bush and H.Kilgore,and the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American politics.The reason for the five years-long debate i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free exploration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with science becoming national resources and national cause in the era of big science.The history of NSF also indicated that both freedom and governance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关键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V.布什/H.基尔戈/美国科学政策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V.Bush/H.Kilgore/science policy of US

 

  在大科学时代,随着科学日渐上升为一种国家资源和国家事业,科学的自由探索精神与政府治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激化。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大力资助科学研究?在联邦政府同美国科学界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是否可行?伙伴关系能否既遵循着政府在财政开支上对人民负责的路线,同时又不削弱科学探索必不可少的自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一个机构从构想到实现的经历极好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其中的观点和实践时至今日仍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启示,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布什(Vannevar Bush)作为战时的总统科学顾问,最先向总统建议设立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该机构于1940年6月成立,其研究中不包括医学方面的内容。为了资助和管理战争所需的医学研究,1941年6月28日,NDRC被一个覆盖范围更广的科学机构所代替,即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ffic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主要由两个机构组成:NDRC和医学研究委员会,由布什本人担任主任。

  可以说,OSRD使联邦政府和美国科学界之间在战时形成了充满活力的联系:一方面,科学家们通过这个机构获得了大量的资助,另一方面,政府也从OSRD中尝到了甜头。进而,社会开始形成一种高度的共识:即战后很有必要继续保持联邦政府对科学的大规模资助。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一个战时的应急性机构,在和平时期,OSRD需要一个继承者。

  最先明确尝试解答这一问题的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哈里·基尔戈(Harley M.Kilgore)。[1]基尔戈团队于1942年、1943年分别提出了《技术动员法案》和《科学动员法案》两个有关战后科学政策的提案,其核心思想是:建立一个指挥或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的科学技术管理机构。基尔戈的提案得到小企业主、发明家、部分科学家和国会议员的支持,但也遭到贸易界、企业研发部门、军方以及大多数科学家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是担心科学受到政治的控制。此间,布什应基尔戈的要求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概述他的反对意见:应该区别考虑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基尔戈的提案忽略了两种时期的差异,可能会使战时的一些控管政策永久化;美国科学家之所以在战时愿意忍受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完全是因为应急的需要,当战争过去后他们不愿意也不应该再忍受这种控制。在信中,布什提醒基尔戈说,科学能贡献给美国人民的东西不只是物质享受和国家安全,“它的广阔目标在于增进人类的知识和理解……当科学最自由时,它就能最大程度地取得繁荣发展,因此,我强烈地认为,当和平到来时,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废止一切战时的限制措施,将独立自由最大限度地归还给我们的科学机构和我们的科学家”[2]。

  基尔戈及其同僚在认真地倾听了各界的批评及意见后,于1944年初修订了原有的提案,并在同年8月份提出了一份文件草案,提议建立一个专为和平时期而设计的“科技办公室”。随后,这个文件被提交给OSRD征求意见。OSRD相关人士对此表示乐观,但是布什本人并没有任何表示。布什后来透露说,“是因为基尔戈的任何一个提案我都不喜欢”[3]41。

  到1944年下半年,基尔戈参议员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联邦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以便战后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与此同时,他也四处公关,孜孜不倦地寻求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这引起了布什等人的极大不安:一旦基尔戈的提案获得通过,局势似乎就会陷入被动。基于这种考虑,布什加紧研究基尔戈的提案,试图酝酿一种能够被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的替代性方案。此时,恰好出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布什的想法得以实施。

  对外经济管理局(the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总顾问奥斯卡·考克斯(Oscar S.Cox)曾与布什携手建立了NDRC和OSRD。因此,1944年10月中旬,他大胆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为何不写封信给布什并询问:怎样使OSRD的工作方法和科研成果能在战后为工业发展和国民福利服务,以便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充分的就业机会。考克斯起草了信件后,于10月24日下午与布什和OSRD总顾问奥斯卡·吕布豪森(Oscar M.Ruebhausen)碰面商讨此事。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在国会对基尔戈的提案审议前,向总统提出新的方案。

  紧接着,吕布豪森在考克斯信件的基础上,又将布什及其他OSRD成员康南特(James B.Conant)、斯图尔特(Irvin Stewart)等人的意见整合进来,起草了一封新的信件。这封信送交白宫后,又经过罗斯福总统的首席“捉刀手”和顾问罗森曼(Samuel I.Rosenman)的修改,于11月17日提交给总统。罗斯福在赢得了有历史意义的第四次总统任期后不到两个星期的11月20日,就公开地把“总统的”信送给了布什。在信中,罗斯福总统指出:OSRD的成功经验“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应当被用来增进国民的健康,创办新企业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为此目标,罗斯福向布什提出了4个问题,并希望布什就此给出“深思熟虑的意见”。

  布什立即筹建了4个分委员会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终于在1945年7月5日向总统提交了举世闻名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但此时,罗斯福总统已经过世,继任者为杜鲁门总统。在这份被誉为“美国科技政策的圣经”的报告中,布什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且很有说服力地建议联邦政府扩大对基础研究的赞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布什建议成立一个“国家研究基金会”(后改为“国家科学基金会”)来承担和实施政府在科学上的新职责。布什指出,政府必须保障探索的自由:“科学在广阔前沿的进步,来自于自由学者的不受约束的活动。”

  两星期后的1945年7月19日,白宫出版了这一报告。就在布什报告正式出版的同一天,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马格努森(Warren G.Magnuson)根据这份报告的内容,向国会提交了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提案(S.1285)。这份提案充分体现了布什团队的设想。S.1285提案的出台使基尔戈大为错愕。因为在1945年初,布什曾请求基尔戈暂先不要提出新的提案,并且允诺将与他“充分地合作”,所以,基尔戈当时决定在布什报告正式提出之后再提出立法。基尔戈一直自认为布什和自己是合作关系,并且一直期待着布什的建设性意见,以完善自己的提案。不料在关键时刻,布什团队却“背弃”了自己,这令基尔戈“脸色发青”,并痛感自己“受了骗,气疯了”。[4]四天后,基尔戈,这位怒不可抑的参议员提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提案(S.1297)。

  历史上这场漫长的争论终于拉开了帷幕。其实,总体而言,这两份提案内容上非常相似,比如双方都赞成联邦政府大力支持自然科学、医学和国防研究,都建议设立科学奖学金和助学金,也都支持科学信息的出版;双方都认为,基金会应该协调联邦政府的研发活动并制定全国性的科学政策。布什之所以在最后关头不惜得罪基尔戈参议员而“单干”,主要原因在于基尔戈的政治理念。布什担心基尔戈的提案一旦获得通过,科学事务的独立话语权有可能被政治侵入,从而带来科学研究之自由被侵犯的危险。从实际过程来看,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联邦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基础研究,二是联邦政府应该如何支持基础研究,特别是对于国家出资设立的科学机构,应该由谁或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控制。显然,第二个方面是争论的焦点。当然,在具体争论中这两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其中既有价值观点立场之争,也不乏政治性和策略性的妥协之举。

  按照历史学家英格兰(J.Merton England)的说法,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围绕五个问题展开:“专利权、社会科学、联邦基金的地域分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且最重要的是对基金会的控制。”[5]5其中,前四个问题随着事态的发展都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争论基础,对基金会的控制成了这场争论中最大且最持久的问题。基尔戈的提案建议该机构的主任由总统任命,并设立一个纯粹顾问性的委员会。体现布什设想的马格努森的提案则将权力赋予一个由总统任命的委员会,其委员应该是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基金会的主任由该委员会选择,在委员会的指导下管理基金会。简言之,基尔戈提案使得基金会直接向总统负责,而马格努森提案则将基金会置于科学共同体的掌管之下。可以说“谁将控制这个基金会”是整场争论的核心所在,也正是这一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基金会的成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

  从1945到1950年,这一曲折生动的争论过程可以大体上分为“四次尝试”。史料和一手档案对这场争论具体过程的细微呈现,不仅可以回答“争什么?谁在争?争论的理由是什么?争论的结果又是什么?”等问题,同时也可以领略科学事务的公共决策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之间的微妙关系,从而进一步理解战后美国科技政策历史背后“科学与政治”“科学与政府”“科学与社会”等深层理念的演变。

  二、第一次尝试:科学家阵营的摇摆不定(1945—1946)

  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递交了一份特别国情咨文,强调科学必须不断地进步,督促尽快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杜鲁门认为,“科学研究与开发的进展,对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明。原子能的发展表明了政府、工业与大学的协调可以取得何等伟大的成就,我们应以同样的有效协作去开发更广阔的科学领域。”为此,杜鲁门希望国会尽早通过立法,并且提议这一独立的机构应具备下述职能:促进并支持医学、基础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协调政府研究机构的各种科学活动。这也就是著名的“21点战后复兴计划”(21-point postwar domestic program)。

  此时,围绕基尔戈和马格努森提案,双方的阵营已经基本形成。虽然基尔戈对布什在关键时刻的“背弃”始终耿耿于怀,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够尽快成立。在他的努力与周旋下,当年秋,他和马格努森参议员共同召开了一系列听证会,希望尽快达成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妥协性提案。

  第一轮听证会从1945年10月8日一直延续到1945年11月2日。虽然此后几年国会为此相继举办过多次听证会,但第一轮听证会是“最全面、最有意义的”,有99名来自社会各界的证人出席,包括科学家、政府官员、工业家、劳工领袖和社会知名人士等。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陈述了自己对于这个酝酿中的基金会的看法,各方观点交错辉映、针锋相对,使这场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最后形成了长达1196页的听证记录。

  听证会由基尔戈做开场陈述。他首先指出,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早就成为国会关注的焦点,并强调了战后政府继续对科学进行资助的必要性。接着,基尔戈又总结了他的提案与马格努森提案的不同之处:“在联邦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管理方式方面,这两份提案确实反映了一些观点上的差异。”另外,基尔戈表达了他的良好意愿:“(通过听证会)完善这份新的提案,以便尽快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使科学家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鼓励和自由来促进科学的发展,并且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发现来增进人类的福利。”[6]2,8

  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鲍曼博士(Isaiah Bowman)是第一位发言的证人,在其清晰而流畅的发言中他明确地表示:“我反对联邦政府资助科学研究,如果这意味着政治控制的话……”但他承认:“虽然深感悲痛,却不得不考虑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问题,”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表明,科学已经不可避免地需要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联邦政府必须继续像战时所做的那样以某种或多种方式来资助科学研究”。但是,他强调:“请不要把这个审议中的国家研究基金会置于只不过又一个政府机构的行列,不要以为官僚们……会比那些所谓迷迷糊糊的科学家们干得更好。”[6]10-11

  如果说鲍曼博士表达了保守的学院派科学家的共同心声,那么诺贝尔奖得主、通用电气实验室副主任朗缪尔(Irving Langmuir)的证词则反映了工业界科学家的意见。朗缪尔强烈反对由总统任命基金会主任,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企图让政治来控制科学。他强调,科学只有在科学家的控制下才是最高效的,因此马格努森的提案比基尔戈的好。[6]35

  地质学家迈耶霍夫(Howard A.Meyerhoff)时任美国科学促进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的执行秘书。在听证会上,他出具了AAAS委员会的一份调查问卷,宣称这可以代表美国各行各业的科学家的意见。调查问卷显示,大部分科学家都赞成联邦政府资助科学研究,但相当多的科学家表示了对政治控制科学的担忧,强烈支持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领导这个审议中的国家科学基金会。

  职业科学家的言论及其对政治的态度,大大激怒了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战时小企业公司总经理马威里克(Maury Maverick)。在其极具生动性的演讲中,他猛烈地抨击了鲍曼博士所代表的职业科学家群体的观点:

  博士是位绅士,也是位第一流的学者,更是个爱国者,但却无需如此自命不凡。我厌恶那些进行垄断控制的雇员;我厌恶某些教授和咄咄逼人的科学家们一本正经地冒称自己是完完全全的爱国主义者;我厌恶他们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他们那种傲慢的态度在我看来是极其可憎的。……现在,请允许我给那些教训政治家的博士们上点课。

  他们为什么要怀疑那些对公众抱有信心并且在民主选举中当选的政治家呢?科学家是否在嫉妒政治家?那么,是谁为建立国家科学院而制定法律的呢?是国会和林肯总统。是谁如此的精明、如此的真诚,会任命鲍曼博士担任如此众多的科学职务?一个政治家——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谁让伟大的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担任OSRD局长的呢?还是罗斯福总统。在你们这些科学家之前,是谁认真考虑关于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立法提议呢?当然是政治家……

  政治家和科学家一样,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我提醒所有科学家,你们要知道不仅仅只有你们才爱国,所以培养一点社会意识对你们而言是有好处的。我们都要牢记在心,我们有一个政治的政府,我们的宪法也是一种政治文件。我们政府的政治属性保证了民主和自由,民众也正是在这种民主和自由中通过政治表达其意愿的。一个科学家,因为他也会接受一个专利保护者或一个大企业五万美元的年薪,所以他未必就是纯洁的,即使他本是一个纯洁的科学家。

  我赞成建立国家研究基金会……由政府任命其行政长官并且完全向政府负责。[6]368

  马威里克预言,如果真的将基金会的权力赋予一个委员会的话,这个委员会很有可能会被一些大公司所控制,由此将造成恶劣的后果,由这些人所任命的基金会主任“将发现自己是为他们而不是为总统和美国人民工作”。最后,马威里克呼吁国会“抓紧时间,通过这个提案,而无需再浪费时间”。显然,让他心动的是基尔戈的提案,而不是马格努森的。

  在整个听证会上,对基尔戈提案阐述得最全面、最彻底的是预算局局长哈罗德·史密斯(Harold D.Smith)。他的发言也表明了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态度。史密斯十分明确地指出:“我相信在这些提案中所蕴含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一方面,任何一个花费公共资金的机构必然是常规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政府对科学的资助也必然是通过向政府负责的机构来实现的,而决不会是将权力和资金委托给任何非政府机构。”接着,为了反对布什的观点,史密斯十分机智地抓住了布什任局长的OSRD为例证,他称赞OSRD的组织形式十分完美,就是由一位局长加一个顾问委员会。另外,史密斯从责任归属与决策的角度指出,“负责任的唯一有效方法是由总统来任命和废除”。他表示,如果将权力赋予一个委员会,一方面,当出现问题时,因不知是哪个委员的过错就无法追究责任人;另一方面,委员们来自不同的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很可能都是受到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单位,这样“大权在握”的委员们在做决策时便逃脱不了为自己牟利的嫌疑。基于以上考虑,史密斯认为,由总统任命一位行政官员来管理并辅以一个顾问委员会,才是最有效、最对政府负责的组织形式。最后,史密斯总结道:“我们从多年的行政经验中所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设立什么委员会……我们所能想到的最成功的做法就是,只需设立一位行政负责人再加上一个顾问委员会就行了,这也是已被美国联邦政府组织机构的经验所证明了的……如果由委员会来管理将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使科学家们在公共管理方面免于铸成大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6]97,100,103

  次日,走上证人席的商务部长华莱士(Henry A.Wallace)在其证词中引用了预算局长史密斯致布什的信件,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史密斯的相似,支持基尔戈提案和单人管理模式,并且他补充指出,认为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削弱政治干预的想法是有待商榷的,美国和联邦政府的经验表明,单人管理模式不会束缚科学的自由和公正性。

  史密斯等人的观点显然忽视了科研决策机构在战争时期与和平年代之间的差别,所以理所当然地受到布什及其同伴们的反驳。

  布什开门见山地反对基尔戈提案中的单人管理模式,认为若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主任手里确实提高了机构运行的行政效率,但是这种控制对科学的健康发展必然是有害的。布什提醒,对一般的行政事务而言是重复和低效的事,却很可能是科学进步的根本保障。所以,他认为简单地将政府机构中的管理理念应用到科学事务管理中来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布什指出,科学家年复一年的实践经验证明,科学应该以最多产的方式来管理,而马格努森所提议的组织形式正是建立在这种最全面、最成功的科学研究之管理经验之上的。接着,布什又分析了战时模式与和平模式的区别:“战争期间,我作为OSRD的主任,手中握有完全的权力,但是我们的工作领域相对地比较狭窄,主要是集中在应用科学方面,所以这种独断是战时紧急情况的一种需要。但是到了和平时期,当我们致力于基础科学研究,并不再受到战争形势束缚时,这种组织形式便必然是不健全的。如果基金会按这种方式来组织,那么不如不要这个基金会,因为这不能真正地拓展科学知识的前沿。为什么我们如此强烈地支持马格努森提案中所建议的组织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已经被科学家的实践所检验,否则,我们将会耗费巨大的联邦资金,但却在科学研究方面收效甚微。”[6]203,224

  紧随布什之后依次走上证人席的是战争部长帕特森(Robert P.Patterson)以及其他军方代表,他们的意见非常相似,均表示在国家基金会的组织结构方面,将遵从布什和康普顿等科学领袖们的建议。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任奥本海默博士(J.R.Oppenheimer)根据自己在二战期间领导“曼哈顿计划”的经历指出,战时这种控制模式是如何令科学家感到窒息,未来国家科学基金会决不能再效仿这种战时模式。他呼吁当局不要过度组织或干预科学家,只需尽可能地信任他们,因为科学家们自己最清楚,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值得做的,在组织和计划研究工作方面,他们比任何人都做得好。稍后,奥本海默又宣读了诺贝尔奖得主费米(Enrico Fermi)的证词。费米在证词中表达了与奥本海默相似的观点,即和平时期的科学研究和战时是不同的,过于严格的控制将会扼杀科学家的创造力,因此在科学研究方面要给科学家尽可能大的自由选择权。[6]303-304

  此外,来自医学界的证人们都表示支持马格努森的提案。其中,纽约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荷马·史密斯(Homer W.Smith)在发言中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95个受访科学家中,95%赞成马格努森提议的委员会管理模式。史密斯指出,这绝对性的支持表明,科学家们不愿意让“单人”支配科学事务,更不希望政府控制科学。

  在听证会最后一天的发言中,布什的好友、才华横溢的化学家兼教育家、哈佛大学校长康南特(James B.Conant)尖锐地指出:“我不觉得联邦政府所触及的任何事情都带有太多的政治性以至于是徒劳和低效的。相反,我认为如果组织得当的话,联邦政府也可以与私人基金会做得一样好。但是,我要强调‘如果组织得当’……所以,在我看来,委员会比单独的行政官员更容易持一种公正的见解,并且更少可能受到选民的压力……我非常担心,如果只由一位单独的行政官员来管理,那么这个计划将会失败;而让一个委员会来负责,成功的机率就会很大。比如在哈佛大学,很幸运的是,我只有很少的权力可以一个人做出决定。而委员会不像个人,难于被贿赂,也难于被操纵。无论对教育界而言,还是对政府来说,这是同样适用的。”接着,科南特也谈到了什么是美国经验:“有人说委员会的提议是企图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序引入政府,因此是错误的。我反而认为,由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已是一个新奇的想法,这理所当然就需要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委员会模式而非单人模式,才是美国经验所证明的最佳科研管理方法。”[6]982

  虽然大部分科学家都支持布什和马格努森提案,但是科学家团队中也有人出面为基尔戈提案说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曾参与原子弹计划的化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尤里(Harold C.Urey)。他表示,他更倾向于赞成由总统任命一个主任的管理方式。

  概括而言,在这场听证会中,虽然对于基金会的管理模式存在较大争议,但几乎所有的证人都表示,国家需要这个建议中的基金会。全部99位证人中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布什多年的老友——国家科学院院长朱厄特(Frank B.Jewett)。由于朱厄特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很高,所以他的发言一出,举座哗然。朱厄特表示,他不同意成立这个基金会,其理由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虽然OSRD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其纯粹只是战时的一个应急机构。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科学家们愿意全心全意地投身新武器的研究,可是和平时期,科学家们希望能像从前一样从事基础研究。所以,任何以OSRD为模型的和平时期的替代性机构,注定将会失败。

  第二,政府任何直接或非直接的资助都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政治控制。因此,任何事务只有经过深思熟虑,发现付诸政府是达成目标的唯一途径时,我们才应该考虑借助政府的力量。不过,当前的形势并非科学必须求助于政府的资助,如果基尔戈或马格努森的提案被通过,将会是对美国科学传统的彻底背离。

  第三,科学技术虽然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福利,但其实是医学、技术和农业等应用科学的功效,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与产出是不成比例的。政府若真得把大笔经费拨给科学基金会去花,很可能收效甚微,并且难以达到预期的功效。

  综合以上原因,朱厄特建议,让科学继续像过去一样主要从企业和私人基金会取得财政支持。他劝告国会,与其建立一个基金会,不如修改税收法以鼓励私人机构给科学越来越多的支持。[6]429

  显然,朱厄特低估了科学作为一项国家事业和作为一种国家资源所具有的地位和需求。二战表明,科学事务已经成为一项社会化的特殊事业,政府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职责,仅依靠私人捐赠是无法推动的。当然可以肯定,朱厄特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本能地担心政治会干预和控制科学,所以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保护他的科学家同伴们不受“联邦政府赏赐”的禁锢,只可惜他的同伴们并不领情他的一厢情愿。

  这场听证会于11月2日结束。听证会结束之后科学家们并没有松懈下来,而是紧锣密鼓地加紧游说,以推动国家科学基金会尽快成立。其中,与OSRD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些科学家,在鲍曼召集下于1945年11月14日赶往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次日,成立“支持布什报告委员会”(The Committee Supporting the Bush Report),由鲍曼任主席。该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在11月24日联名写了一份致杜鲁门总统的公开信。信的内容刊登在1945年11月27日的《纽约时报》上。为了使总统能够更好地理解科学家们的良苦用心,鲍曼在信件发表的前一天,先发了一份电报给杜鲁门的新闻秘书罗斯(Charles Ross),强调“美国科学家即将掀起一股反对基尔戈提案的浪潮……基尔戈提案有可能导致科学的政治控制,因此对未来的科学研究是有害的”。公开信中,委员会高度赞扬了马格努森的提案,并声称这代表了美国绝大部分职业科学家的意见:

  我们支持委员会管理方式,该委员会的成员由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组成,是总统根据他们的兴趣和能力挑选出来的,基金会的最高行政长官由委员会任命,并对委员会负责。[5]36-37

  12月20日,杜鲁门答复了鲍曼的信件。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的意见已经由预算局局长史密斯代为转达,并且很肯定地告诉鲍曼,所谓科学研究的基本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干预的要求是很容易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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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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