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川:从正义原则到共同体原则

2018-05-21 10:42 来源:——兼论柯亨的社会主义方案的启示 作者:林育川

  From Principles of Justice to Principles of Community:Also on the Inspiration of Cohen's Case for Socialism

  作者简介:林育川,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0174期

  内容提要:在G.A.柯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有着一种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的激进性。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于自由主义左翼的正义理论,但前者并不囿于近代正义理论,而能诉诸共同体原则实现对近代正义理论之内在缺陷的克服和超越。从批判诺齐克基于自我所有原则的自由主义右翼正义论,到揭示罗尔斯差别原则中的激励论证背离共同体精神,再到赞同运气均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观,以及最终提出一种矫正平等主义正义论的共同体原则,柯亨始终将共同体原则作为引领和矫正正义原则的思想资源。柯亨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更是一个共同体原则得以彰显的社会,这一社会主义方案对于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柯亨/正义/共同体/社会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谱系研究”[项目编号:16YJA720003],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项目编号:13JJD720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柯亨在政治哲学领域中所做的工作,如果用一个核心命题来概括的话,就是先后通过正义原则和以慷慨和互助为核心价值的共同体原则来论证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可欲性,并进而探讨这种理想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在笔者看来,柯亨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循序递进的层次:第一,揭示自由主义正义原则(作为公平的正义)与共同体精神的内在冲突;第二,揭示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理论(作为平等的正义)中共同体精神的回归;第三,揭示他自己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是建基于共同体原则之上对正义(和平等)原则的超越。

  一、罗尔斯差别原则对共同体价值的背离

  在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中,契约各方是作为社会合作的参与者来选择那些安排其基本权利义务和决定社会利益之划分的正义原则的。这一思路把人设定为具有合作能力和愿望的理性的社会主体,也为正义原则的公共性提供了基础。此外,罗尔斯还强调原初状态中的契约各方不是利己主义者,即不是那种只关心自己财富、威望和权力等利益的人。因为一旦无知之幕揭开,原初状态中的人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这就要求原初状态中的人必须发自内心地把自己和社会中的每个人视为一体,并把他们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①从这个角度看,罗尔斯正义理论所设定的个人并非一开始就处于共同体的对立面。

  更为重要的是,罗尔斯认为他的正义原则中的差别原则是契合于共同体的价值的。罗尔斯通过补偿原则、互惠原则和博爱原则阐释了这种契合性。他首先谈的是关于不应得的不平等应该得到补偿的原则。罗尔斯认为,差别原则表达了人们在对待个人天赋问题上的一种共识,人们可以共享由这种天赋的互补性带来的较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在天赋上占优势者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天分较高而得益,而只能通过抵消训练和教育费用和用他们的天赋帮助较不利者得益,没有一个人能说他的较高天赋是他应得的,也没有一种优点配得到社会中较有利的出发点。”②其次,差别原则表达了一种互惠的观念。原初状态中的人会认识到每个人的福利依赖于一个社会合作体系,而一个有着合理合作体系的社会应避免使那些状况较好者对较差者福利的边际贡献为负。相反,它只应当按照贡献曲线的上升部分运行,因为只有曲线的上升段才能使互利的标准总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它自然地达到了社会各种利益的和谐,代表人不是在牺牲对方利益而是在互惠的情况下获利。③最后,差别原则还提供了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博爱原则,即:“如果不是有助于状况较差者的利益,就不欲占有较大的利益。家庭在其理想观念中(也常常在实践中)是一个拒绝最大限度地增加利益总额之原则的地方。一个家庭的成员通常只希望在能促进家庭其他人的利益时获利。那么按照差别原则行动正好也产生这一结果。那些处境较好者愿意只在一种促进较不利者利益的结构中占有他们的较大利益。”④

  尽管罗尔斯在理论上充分认识到正义原则(特别是差别原则)与共同体价值的关联性,然而,当他引入激励机制来论证差别原则带来的不平等的合理性时却陷入了一个贬损共同体价值的困境。具言之,罗尔斯认为,才能突出者基于其遗传和运气而获得比一般人较高的收入,只要能够改善较不利者的境况,这种不平等从激励的角度来看就是正当的。对此,柯亨最直接的回应就是:如此理解的差别原则将会无条件地证明任何重大的不平等是正当的,因为给予才能突出者极大的物质激励只要能够同时改善(即便是微不足道的)最不利者的境况就是正当的。这种极大的不平等直观上会危及共同体的价值。

  柯亨还进一步在学理上仔细论证了激励论证与共同体原则的冲突。柯亨引入人际检验来评判激励论证。他认为一项政策论证只有通过人际检验才能获得综合正当性证明。就差别原则中的激励论证来说,当这种激励论证被才能突出者这样表述出来:如果我得不到高额的回报,我就不会像在得到高额回报那样努力工作,所以我要求得到高额的物质激励。这种论证表面上看是合理的,但由于说出激励要求的人是有着突出才能的富人,事实上可以被视为才能突出者是在发出威胁,即得不到高额报酬就罢工。也就是说,根据人际检验,“激励论证没有证明有才能的富人所要求的不平等是正当的,因为他们不可能解决他们在提出论证时所自然产生的正当性证明要求”⑤,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自己在物质激励不足时就不能努力工作。柯亨认为,如果一项政策论证不能通过人际检验,那么该政策的实施必然意味着辩护性共同体(一个其成员普遍认同辩护性规则的共同体)的缺失。因此,“当激励论证由富人独立提出来的时候,那么它就表明自己与共同体是不一致的”⑥。

  基于这些分析,柯亨直言,对才能突出者(富人)的物质激励所带来的不平等之正当性的证明表明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中共同体价值的贬损。“我断言,这种证明不平等正当化的方式比一般假定的更有问题;(至少)当这个激励性考量从所有的有关惩罚或应得权利中独立出来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个对不平等的论证,而这个论证预设一个非共同体的社会模式,在该社会模式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被解释成策略性的,人们把彼此当作获益的机遇或者保障,而不是当作可借以证明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公民同胞。然而,共同体,或如罗尔斯称作的博爱,对罗尔斯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并且,罗尔斯断言,这一价值不但与我批判的激励性原理相一致而且为之所说明。我则相反地断言,在对激励性不平等的赞同中,罗尔斯应用差别原则的方式正好体现了对那个原则的放弃。”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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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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