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木茅:政治真实与知人之术

——基于《韩非子》术论的分析

2018-05-22 10:26 来源:《中国哲学史》 作者:戴木茅

Han Feizi's Thought of Political Reality and Intrapersonal Ability

  作者简介:戴木茅,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原发信息:《中国哲学史》第20174期

  内容提要:《韩非子》蕴含着中国古代典型的治理逻辑,君主以治人而非治事为核心。为了帮助君主去蔽求真、获得关于人的政治真实,韩非设计了操控性从弱到强的知人之术,在以无求真、以有求真、以真求真、以假求真四种方法中,既有值得今日借鉴的无为而治、广开言路,也有至今仍有影响、值得警惕的君主诈伪。君主逐渐加强的政治操控导致臣属心理和行为发生扭曲,他们由规则依附转向人身依附,不再以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是以迎合君主为己任,这在今日制度建设中要予以抛弃。韩非的知人之术本欲维护政治秩序,却在强力控制中走向反面。

  关键词:政治真实/以无求真/以有求真/以真求真/以假求真/韩非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7年河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法家思想的大国治理意义及现代化研究》(SD171093)阶段性成果。

 

  《韩非子》以君臣关系为核心,探讨君主的治国之道,这与倡导伦理的儒家经典相比,具有更典型的政治哲学意义,从这一角度说,以《韩非子》为例分析古代政治运行逻辑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君主治臣模式,剖析君主权谋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由于政治文化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虽然君主制已经废除,但是传统的政治心态难免有所残留,梳理韩非的知人之术,有助于反思今日的制度建设。

  依据君术在政治运行中的作用,学者将韩非笔下的君术划分为三种①、四种②、五种③,在这些论述中,术被描绘成为满足不同目的操控而在君主手中的谋略。与前人不同的是,本文试图说明,韩非的术只有一个目的——求真,至于术的种种表现都是围绕这一根本目的展开,并形成光谱式呈现。本文将首先阐明韩非“术”的本意是去蔽求真,是为了帮助君主获得关于臣属的真实情况,接下来分别论述求真的四种方式,分析“以无求真”、“以有求真”、“以真求真”、“以假求真”如何在由弱到强的操控中从建设制度一步步走向瓦解制度。与詹康分析君术在行使中遇到困境不同,④本文要分析的是君术在行使中对政治制度造成的影响。

  一、政治真实

  学界在论及法家时,常常陷入法家是“人治”还是“法治”的争论,人治说抨击法家专制独裁、肆意而为,法治说则意图由古开新、说明中国法治因素绵延不绝。但是此种讨论的视角只集中于“治”的主体,却被忽略了“治”的客体,由此遮蔽了君主制运行的微妙之处,倒是学者王光看得透彻,他说:“古代管理思想表现出‘人治’与‘治人’高度结合的鲜明特征”。⑤的确,“治人”的评价一语道破君主制的天机。

  “治人”与“治事”相对。人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各方主体的行动互相作用形成政治事件,以公式表达为“行动者→事件”。所谓“治人”,指的是治理时关注事件中个人的行为(公式的前件);所谓“治事”,指的是关注事件整体(公式的后件)。在正常治理过程中,对于事件的管理最终会落实为对于人的管理,可以说“治人”与“治事”相等。但是在君主制之下,由于君主介入,形成“行动者→君主→事件”的呈现方式,从而带来不同意义。“治事”与“治人”的区别在以下事例中体现明显:

  魏王臣二人不善济阳君,济阳君因伪令人矫王命而谋攻已。王使人问济阳君曰:“谁与恨?”对曰:“无敢与恨。虽然,尝与二人不善,不足以至于此。”王问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诛二人者。(《韩非子·六微》)

  这是一个老套的臣属构陷的故事。在“治事”视角中,事件以一元化的方式展现:济阳君构陷二臣,统治者要做的是查明事情真相;而在“治人”视角中,君主的介入使事件分化为两个层次:1.济阳君矫王命攻已,以此来诬陷二臣,这是事件中的个人关系;2.济阳君欺骗君主,这是君主与臣属之间的关系。在韩非看来,与二臣被陷害相比,魏王被欺骗是更严重的事件,因为在君主制中,臣属对君主负责,一旦君主受到蒙蔽,就会导致人主处罚不当、臣属趁机为私的恶果。在治人的视角中,政治真实分化为“关于人的真实”和“关于事的真实”,君主要治国,必须掌握关于人的真实情况,至于君主在查明真相后如何处理、为了政治利益又如何向民众呈现关于事的真实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种统治逻辑下,若想“治人”,必先“知人”。

  虽然获得关于人的政治真实是君主治国的逻辑起点,不过遗憾的是,政治生活中君主常常受到欺骗,并由此引发秩序危机。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战国楚竹书记载:“有夏氏观其容以使,及其亡也,皆伪其容。殷人之所以代之,观其容,听其言,凭其所以亡,伪其容,伪其言。周人之所以代之,观其容,听(其)言,侯治者使,凭其所以衰亡,忘其侯治也。”这是说,夏朝的时候判断臣下只依据容貌(面目表情),到了夏亡时臣下都开始伪装表情了;殷商时除了“观其容”,还增加了一项“听其言”,听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但是到了殷亡时,这也不管用了,因为人们也可能伪装;到了周人时,又增加了一项原则,“侯治者使”,就是任用那些通礼义之人,而周之所衰亡,就是因为周忘了这样的原则。⑥臣属出于自保、自利对君主有所隐瞒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了帮助君主去蔽求真,韩非提出一系列知人之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有了潜藏于心、不动声色掌控群臣动向的术,就可以“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韩非子·有度》)。概括起来,这些求真之术有三个要点:首先,求真的主体是君主。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说,只有君主才有权力去获知臣属的真实情况,而臣子决不可窥测君主的真实意图,要坚决避免“揣摩圣意”的行为。其次,求真的行为不对等。虽然君主要求臣属展现真实,不能有欺骗隐瞒,但是对君主来说,他的言行可真可假,只要能获取臣属的真实情况,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再次,求真的手段广泛。君主既可以通过无为之法让臣属展现真实的自己,也可以在主动督责中剥落臣属虚假的外衣。以无求真、以有求真、以真求真、以假求真四种术体现了君主操控手段由弱向强的变化,下文将依次讨论这些求真之术及其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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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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