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宋元明:民国时期地质学研究的跨国合作

——以巴尔博、李四光对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问题的争论为中心

2018-05-24 09:42 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韩琦/宋元明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in Geology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n the Debate on Quaternary Glacial Vestige in China between G.B.Barbour and J.S.Lee

  作者简介:韩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北京 100190;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特聘教授。太原 030006;宋元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90

  原发信息:《学术月刊》(沪)2017年第201711期 第172-184页

  内容提要:中国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是地质学界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这场争论自李四光1921年宣称在华北发现相关遗迹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31年,李四光关于庐山冰川遗迹的重要发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以苏格兰地质学家巴尔博最具代表性。作为早期中国地质事业的“客卿”,巴尔博早在1920年代即来华开展了一系列的地质学研究并取得诸多成果。1934年,身在美国的巴氏再度受邀来华参加长江流域新生代地质考察,并与李四光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这一问题展开论辩,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反映了地质调查所中外地质学家合作的独特模式。作为该事件的余波,1949年后李四光对此次论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体现了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地质学研究的影响。

  Whether there is Quaternary glacial vestige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geological field.The debate started in the 1920s and has lasted for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Based on newly found letters and a diary of G.B.Barbour,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geology in China and introduces Barbour's work in China.Then it analyses the debate between G.B.Barbour and J.S.Lee in its academic context.Furthermore,it demonstrates the for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geologist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geology in China.Finally it analyzes the change of Lee's attitude toward this debate around 1949 within its political context.

  关键词:巴尔博/李四光/第四纪冰川遗迹/新生代/地质学/本土化  G.B.Barbour/J.S.Lee/Quaternary glacial vestige/Cenozoic/geology/localization

  标题注释:本文为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地质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KZZD-EW-TZ-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是地质学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1920年代李四光宣布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始,争论就一直未曾停歇,至1930年代,李四光和苏格兰地质学家巴尔博(George B.Barbour,1890—1977)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展开了讨论,引起了地质学界的强烈兴趣。对这场争论的研究散见于地质学论著之中,亦有文章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①

  第四纪冰川遗迹问题,涉及到新生代气候,乃至古人类的生存环境。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这一问题的提出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地质学界引起轰动,与当时学者对人类起源和新生代地质问题的关注密不可分。这次争论的起因如何?巴尔博为何受邀参与?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何关系?本文将根据新发现的巴尔博往来书信、回忆录,结合相关地质学论著,试图探究当时中国地质学界国际合作的真实场景,梳理巴氏在华地质学研究,厘清此次论辩的相关史实,分析1949年前后李四光对这场争论的不同表述及其政治背景,以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

  一、早期中国地质事业中的“客卿”

  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成绩最为突出的当数地质学。早在1912年,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的章鸿钊就提出了成立地质调查和地质人员培训机构的构想。②次年,丁文江主持建立了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开始培养地质学人才。1916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地质事业创建伊始,丁文江等人就十分重视与外国学者的合作。他们受雇于地质调查所,为中国服务,被形象地称为“客卿”,③在短时间内地质研究能取得诸多重要成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客卿”的帮助。

  民国初期最为重要的“客卿”首推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1914年,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地质学家安特生以北洋政府农商部矿务顾问的身份来华从事地质调查工作,并于翌年春结识了从云南返京的丁文江。安氏带领学生赴多地实习,为年轻学者提供支持,还与丁文江签署合作协议,商讨化石采集、刊物出版等事宜,寻求瑞典的资金和学者的合作,进行古生物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是,他帮助丁文江领导的地质调查所构建了国际学术交往的网络,并邀请赫勒(Thore Gustaf Halle,1884—1964)、师丹斯基(Otto Zdansky,1894—1988)等专家来华,从事古植物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作为周口店遗址的发现者,他在1926年特意安排瑞典皇储的中国之行,并在10月22日的欢迎会上宣布了“北京人”牙齿化石这一重大发现,轰动世界。安氏积极奔走,不仅为周口店的发掘事业成功造势,更与步达生(Davidson Black,1884—1934)一起争取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④

  自1919年起,《地质汇报》(1919)、《地质专报》(1920)、《中国古生物志》(1922)和《中国地质学会志》(1922)相继创刊,用英、中、法、德等多国文字出版。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共有创始会员26名,其中外籍人士3名,同年又增加普通会员36名,其中外籍人士多达19人。⑤中国地质调查所还与瑞典、法国、美国的地质和古生物研究机构及博物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国地质学界国际化的情形。所有这些,都与丁文江、安特生等人的努力筹划密不可分。⑥

  继安特生之后,来华西方地质学家逐渐增多,其中与中国学者合作最为密切的当数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⑦德日进与地质调查所联系密切,1929年4月,新生代研究室成立,该室的任务是从事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和化石研究,还包括对整个中国新生代古生物化石及人类化石的采集和研究。丁文江任名誉主持人,步达生为名誉主任,杨钟健任副主任,德日进任名誉顾问。步达生对该室的发展有着清晰的规划⑧,他“目光四射,完全以新生代之一般研究为对象,企图解决与原始人类有关之一切问题。故于成立之初,即注意中国新生代地层及古生物之研究,地文、冰川、考古等均包括在内”。⑨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的安排下,德日进、杨钟健二人自1929年起两赴山西,足迹遍及陕西、河北、东三省、两广等地,这些卓有成效的合作为新生代研究贡献颇多。⑩此外,他们还一同参加了美国中亚考察团第五次考察。在这些考察中,时有巴尔博的身影,他的加入与他在中国的地质研究密切相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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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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