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学、辨学与论理学:清末逻辑学译本与中国现代逻辑学科之形成

2018-05-24 14:49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作者:左玉河

 Three Chinese Translated Terms of Logic:Different Logic Transla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Modern Logic Discipline

 

  作者简介: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6年第20166期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逻辑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潮推动下,清末民初翻译来的西方逻辑学译本主要有两类:一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而来的译本,多将Logic译为辨学、名学、理则学;二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日本学者编著的译本,多将Logic翻译为论理学。这些以“名学”“辨学”“理则学”“论理学”为译名的西方逻辑学译本的翻译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逻辑学开始发轫并成形。在译介西方传统逻辑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博采众长,编译出各种逻辑学讲义,以适合中国读者及清末新式学堂教学之用。随着晚清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逻辑学以“论理学”或“名学”的名义,在新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列入师范学校及高等学堂日常教学设置中。新式学堂课程日益完善,从西方移植来的逻辑学,亦随之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现代新学科。

  关 键 词:逻辑/学科/译本/名学/辨学

 

  早在先秦时期,名辩逻辑兴盛一时。秦汉以降,名辩逻辑不绝如缕。中国古代虽有对“名”研究之实,但无“名学”之名。近人王国维云:“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1]“名学”“辨学”“论理学”等作为逻辑学专门术语,是清末民初中国学人在译介西方逻辑著作过程中提出,并在学界逐渐流行的。逻辑学是西方古老的学科,但在晚清时期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变易现象,“名学”“辨学”“论理学”等名词的歧义,实际上就是这种变易现象的集中体现。清末民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著作有哪些?它们的主要内容怎样?它们是通过何种渠道移植到中国的?它们在移植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易?这些逻辑学译本对中国现代逻辑学的移植与创建起了怎样的作用?西方Logic移植到中国后为何会出现“名学”“辨学”“理则学”“论理学”等不同的译名?这些逻辑学译名的分歧反映了怎样的文化内涵?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讨论的。笔者拟在研读近年来搜集到的清末诸多逻辑学译本基础上,考察西方逻辑学在移植到中国后所发生的变易情况,进而探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逻辑学科在中国移植及建构的情况,初步揭示中国现代逻辑学科创建的基本特质。

  一、西方逻辑学的最初译介

  “逻辑”一词源自英文Logic,而Logic又源自古希腊语“逻各斯”。“逻各斯”是多义词,原意指理性、推理、推理能力、思维、原理、规则、规律、命题、议论、说明、论证等等,其基本词义是秩序、规律、言辞、理性。明末清初西方Logic传入中国之初,李之藻将其译为“名理”,严复译为“名学”,马相伯译为“原言”,王国维译为“辨学”,日本学者译为“论理学”。孙中山在后来的《孙文学说》中则译为“理则学”,并阐释云:“以往的逻辑译名皆不完善,不能够代表全书的旨意,而只能代表书中的部分意义,实在逻辑学是研究诸事诸学的规则,应译名为理则学。”严复在翻译约翰·穆勒的逻辑学著作时,首次将Logic音译为“逻辑”,但同时也译为“名学”,并未对音译方法加以强调,且采用“名学”作为学科名词。1910年,章士钊在《国风报》上发表《论翻译名义》一文,倡导统一使用音译的“逻辑”一词作为逻辑学科之名。1917年,章氏在北京大学开设逻辑学课程,坚持对Logic一词的音译见解,并将所开课程定名为“逻辑”。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Logic一词的音译名“逻辑”逐渐在中国学界流行。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术界遂以音译名“逻辑”来命名从西方引入的Logic这门现代新学科。

  晚清引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主要指古典逻辑或形式逻辑。西方古典逻辑是亚里士多德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维成果基础上创立的一门独立学科,当时称为“分析学”。亚里士多德被称为“逻辑学之父”。亚氏把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创立了以“三段论”为中心的包括论辩的、分析的、非分析的、归纳的本体论的逻辑学。其逻辑学代表作《工具论》包括六篇:《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和《辩谬篇》。该著对逻辑学的概念、范畴、定义、谓词、命题、推理、证明、反驳等问题,均作了经典性阐述,奠定了西方古典逻辑学的基础。16世纪以后,欧洲实验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对逻辑工具提出了新需求,英国哲学家F.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了“三表法”,创立了近代归纳逻辑。其后,英国学者约翰·穆勒(J.S.Mill,1806-1873)发展了归纳逻辑,提出了著名的“穆勒五法”,遂使西方传统逻辑在19世纪发展成为包含演绎法和归纳法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近代逻辑学体系。

  西方逻辑学早在明清之际开始传入中国。欧洲来华传教士艾儒略在介绍西方教育制度时提到:“初年学落日加(logica,即逻辑),译言辨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西加(physica,即物理),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a,即形而上学)。”[2]李之藻(1565-1630)与来华葡萄牙传教士傅汎际(1557-1635)合作翻译的《名理探》,是目前所见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部逻辑学著作。《名理探》是16世纪初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会士的逻辑学讲义,原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1611年在德国印行,原版系拉丁文,分为上、下两编共25卷,内容主要是阐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从1623年开始,李、傅二人合作翻译该书,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五易寒暑,于1627年乃译毕全稿。中文译本分五端,每端分五卷。上编为“五公”论,“十伦”论;下编分两部分:一是各名家有关逻辑问题的论述、解释;二是对亚氏学说中命题、三段论等内容之阐明。首端五卷论“五公”,于1631年刻印;第二端五卷讲“十伦”,于1631年后付刻。后三端15卷,据考证亦由李之藻译出,但迄今国内尚未见其刻本。

  李之藻在《名理探》中多次申述了“逻辑”之功用。其云:“盖名理乃人所赖以通贯众学之具,故须先熟此学。”[3]复云:“无其具,犹可得其为,然而用其具,更易于得其为,是为便于有之须。如欲行路,虽走亦可,然而得车马,则更易也。”[4]又云:“学之真,由其论之确,而其惟论规则,皆名理探所设也。赖有此具,以得贯通诸学,实信其确,真识从此开焉。”[5]强调了逻辑学的工具性质。《名理探》重点介绍了西方形式逻辑,将逻辑学定位于研究三种思维形式——概念、判断与推理:先有概念,后有判断,然后有推理。无概念就无法进行判断,而无判断亦难以进行推理。其云:“名理探三门,论明悟之首用,次用,三用;非先发直通(概念),不能得断通(判断);非先发断通,不能得推通(推理);三者相因,故三门相须为用,自有相先之序。”[6]李之藻认为,要掌握推论法必先研习“五公”“十伦”。所谓“五公”“十伦”,实为五类概念和十个范畴。“五公”,用现代术语表示即为“类”“种”“种差”“特有性”和“偶有性”。“十伦”即为亚里士多德《工具论·范畴篇》中之十大范畴,依次为“自立体、几何、何似、互视、何居、体势、暂久、得有、施作、承受”,用现代术语表示即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姿势、时间、状态、主动、被动”。

  《名理探》的翻译及刊印,是西方逻辑学传入中国的重要标志。但当时并未引起中国学界的应有重视,仅在较小的学术圈子中传阅,故其影响非常有限。1824年,浙江乐学溪堂曾刊行过一本名为《名学类通》的小册子,着重介绍西方逻辑学知识。这可能是“名学”一词在中文中的首次出现。但此书在当时的学界鲜为人知,依然无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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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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