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泉:在历史深处通达智慧之道

——略论冯契的哲学史研究与“智慧说”创作

2018-05-25 15:14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高瑞泉

Tracing Wisdom in the Depth of History:A Brief Study of Feng Qi's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he "Doctrine of Wisdom"

 

  作者简介: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原发信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76期

  内容提要:基于哲学史研究的元哲学深度自觉,冯契的“哲学史两种”实质上构成了《智慧》到“智慧说三篇”的中介。由此,形成了冯契思想鲜明的总体性品格:哲学与哲学史的辩证统一、哲学理论创造和哲学史传统总结的有机融合。它既与黑格尔有关,但是更直接的来源系发掘中国哲学固有的历史主义传统和唯物史观的结合,因而冯契在批评独断论、对规律的辩证理解和哲学史发展动力的知识社会学方案等方面超越了黑格尔。在广义认识论的视野中,哲学史就是认识史,辩证法则是认识史的“总计”。而贯穿冯契哲学史两种的根本原则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辩证的综合型哲学的历史展开,《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范畴史为内在结构,凸显了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传统;基于强烈的现实感,《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提示了传统观念创造性转化的现实性,更开启了哲学观念史研究的新空间。

  关键词:冯契/哲学史/智慧说/历史主义/逻辑范畴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冯契哲学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2015ZDB012);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求与转向”(2012BZX002)。

 

  冯契先生的哲学理论创造,以《智慧》发轫,至“智慧说三篇”收官。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冯契先生用十年时间书写了一部贯通古今、别具个性的中国哲学史。对于多数读者而言,冯契先生首先以其《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下简称《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以下简称《革命进程》)出现在人们面前,而后才渐渐以“智慧说”名世。两类著述发表时间的先后,直观上给人们一种印象,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与《贞元六书》类似,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两种和“智慧说三篇”,近乎“照着说”和“接着说”的关系。对冯契心灵史的进一步探究告诉我们,在他那里“史”与“思”有更为紧密的相互生成关系。作为专业哲学家,从对《智慧》反省后再次出发,除了在实践中获致的洞见,冯契的中国哲学史两种,作为重要的思想实验,是进达“智慧说”不可或缺的中介。作为辩证法意义上的中介,它不仅是时间或形式上的中间环节,而且与其关联端之间存在着由此及彼、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简言之,冯契先生对当代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以中国哲学史研究为通达“智慧说”的中介,体现出其哲学研究之“思”与“史”的高度融合,从而使得其哲学体系既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又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也使得我们可以观察作为哲学家著哲学史,冯契的哲学史著述具有何种独特的方法和风格,以及它如何拓宽了研究哲学史的新路径。

  一 哲学史研究与元哲学自觉

  一般而言,哲学史的写作必须以某种理论思考为前提,包括什么是哲学?哲学何以有其历史?哲学史是百家往而不返的战场还是前后相继的追寻?这些实质上是哲学对自身的反省和追问。换言之,从事哲学史著述,通常需要某种程度的元哲学自觉。用利科的话说:“即便历史学家—哲学家本身未开创一种独特的哲学研究,即便他也不想这么做,他的目的仍然是做一名纯粹的哲学历史学家,他作为哲学的历史学家的活动,必然使他回顾有关他的活动的哲学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包括着两个不同的问题:过去的研究工作对于现在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以及哲学研究本身固有的真理(或真理内容)的程度是什么,撰写哲学史的哲学家把什么看作是真理的范例?”①

  但是,实际上,哲学家写哲学史与单纯哲学史家做哲学史依然有差异,哲学家的哲学史中通常有他自己的哲学,这是单纯哲学史家所撰写的哲学史所缺乏的。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哲学史,是现代学院制度的建制活动的结果。从20世纪初至今,以“中国哲学史”冠名的著作数量相当可观,幸运的是,最重要的文本只是数位专业哲学家所著,它们与大量哲学史教科书在哲学意蕴上有明显分别,后者只停留在知识传承而非提供独创性哲思。而哲学家所做的哲学史,元哲学的自觉程度也各有不同。

  胡适开创了通史形态的中国哲学史著述第一个范例。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一书在1919年出版,至1930年共印行了十五次,并于同年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说明其颇受社会欢迎。这符合中国现代学院制度包括哲学学科建制化之所需:大学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需要基本教科书。在胡适以前,中国哲学史要从伏羲神农等上古传说讲起;因此其内容如蔡元培所言,需要“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②。联系胡适提出的新文化的任务,《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写作,既是“整理国故”之一部,也是“再造文明”之所需。

  从“整理国故”的视角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历史和学术知识上追求可信的哲学史,他注意考辨历史文献的真伪,试图将哲学史客观化。而“截断横流,从老子、孔子讲起”,以春秋时代为哲学史开端的书写方式,和卡尔·亚斯贝斯的“轴心时期”(Axial Period)的断言不谋而合③。胡适开创的断代方式,重视哲学发生期思想的多元性,包括各种非儒学派的思想贡献,以及由此而来对历代“异端”的再发现,使得中国古代哲学呈现为宽幅的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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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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