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松:如何进入柏拉图对话?

2018-06-01 10:25 来源:《现代哲学》 作者:黄俊松

How to Be Engaged with the Platonic Dialogue?

 

  作者简介:黄俊松,江苏仪征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讲师(广州 510275)。

  原发信息:《现代哲学》第20181期

  内容提要:近现代柏拉图研究传统中的发展论、编年学说、文体研究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它们相互支撑,构筑起柏拉图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即发展论范式。然而,这一范式很大程度上只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自我表达,并不能完美地诠释柏拉图。20世纪90年代左右,发展论范式开始动摇,研究者纷纷转向对柏拉图的作家身份以及对话文体的研究。通过探究柏拉图哲学和他所选择的文体之间的本性质关联,可认识到对话这种“最富孕育性的形式”足以克服书写的缺陷,能使得读者参与到鲜活的哲学对话中。

  关键词:柏拉图/发展论/文体研究/作家/对话

  标题注释: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16wkpy01)

 

  20世纪90年代前后,英美柏拉图学界在研究范式的问题上出现了根本性转变:一是近现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论范式日渐动摇并濒临崩溃,但尚无新范式替代它;二是在有关柏拉图作品的文学形式与哲学论证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出现新一轮争论。①这两大转变促使研究者开始破旧义、立新说。对此,笔者将借助泰勒(C.C.W.Taylor)等人的论述来梳理近现代柏拉图研究界主流范式②的源流及特征,指出其局限或缺陷所在,并尝试为研读柏拉图对话提供一种较为稳妥的方法论。

  一、近现代柏拉图研究的主流范式:发展论、编年学说、文体研究

  在20世纪末由哈克特(Hackett)出版公司所出版的英译本《柏拉图全集》导言中,主编库珀(John M.Cooper)开篇即宣称“柏拉图的对话作品自从约两千四百年前诞生以来,就一直都能在每一代人中找到其读者”③,但不久又说“除了残缺的《蒂迈欧》拉丁语译本之外,柏拉图的作品在西方拉丁语世界将近一千年内都未能得到研究”④。虽然他始终强调研读柏拉图作品的连续性以及其自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就在欧洲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但事实上,柏拉图的研读传统在西方曾经中断了千年之久。

  虽然自文艺复兴以来,柏拉图的作品被译成拉丁文,其后又被译成现代欧洲各主要语言,但对柏拉图作品真正大规模的研究要迟至19世纪,而且主要是在德国。此外,近现代以来发端于德国的柏拉图研究传统带有浓厚的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特征。这些研究与其说是对柏拉图作品的研究,不如说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自身的表达。近现代的研究传统大多既没有诉诸古代柏拉图主义传统,也没有深入探究柏拉图对话本身所独有的特征,而是从自身的预设出发,虽然成果斐然,但终究不能完美地诠释柏拉图,而且弊端日益突显。直到20世纪90年代,整个柏拉图研究界才开始转向。⑤

  1999年8月,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召开题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解释柏拉图对话的各种进路”(Plato and Socrates:Approach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latonic Dialogues)的讨论会⑥,泰勒梳理了当时诸种范式的源流。在他看来,面对这些范式出现的危机,首先要对它们的核心问题进行彻底地追问:在柏拉图的解释史上,“苏格拉底”开始与“柏拉图”相分离的时间及原因;发明早期对话即苏格拉底对话(Socratic dialogues)这一概念的人是谁及其原因;柏拉图研究者们何时开始系统考察或假设中期对话与晚期对话之间的区别及其原因,等等。⑦他将当时柏拉图研究界的诸种范式追溯至19世纪,集中讨论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赫尔曼(K.F.Hermann)、格罗特(George Grote)等人的范式特征、出现的原因及共通之处,认为他们的各种范式的共同特征在于持有某种意义上的发展论,这种发展论源于19世纪初的德国,是在其时浪漫主义精神的熏染下形成的。⑧

  首先,泰勒借用柏林(Isaiah Berlin)对浪漫主义精神的描述,对照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翻译导论,指出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完全类似于黑格尔式的发展观。施氏的发展论特征是:撇开柏拉图对话的外在因素,完全从对话内部出发,强调要对柏拉图思想作发展式理解,即将对话划分为早期、中期、晚期,而且每一个较后的阶段都以较前阶段的结果为先决条件,由此可将柏拉图对话构建成一种体系性的、前后逻辑环环相扣的发展图式。这可以称为“内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⑨。这种完全无视外在因素的进路似乎是施莱尔马赫独有的。

  另一种考虑外在因素的进路则较为流行,可以称之为“外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主要代表是赫尔曼。赫尔曼接受施莱尔马赫的基本预设,即对柏拉图对话要作发展式理解,但他将对话的发展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着重提及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道德和政治状况、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柏拉图漫游各地所受到的苏格拉底之外的影响,并且将对话分期与这些外在事件对应起来。在他的论述中还出现某些新的东西:一是将一组对话认定为本质上是苏格拉底的对话,它真实表现了实际的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二是明确将对话按照编年大致分为早中晚三组。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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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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