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时中:自由无须理由

——再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

2018-06-08 09:56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王时中

No Reason Needed Necessarily for the Being of Freedom

  作者简介:王时中,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原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第20176期

  内容提要:费尔巴哈既错失了中世纪以来的意志主义神学传统对人类自由的论证成果,也忽略了黑格尔以辩证法的张力对理智主义元素与意志主义元素的保持,因此,他以人本学颠倒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努力并不成功;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类活动出发,援引黑格尔辩证法来表征对现实社会的“肯定的理解”与“否定的理解”,不仅使得意志主义神学传统中的自由观真正现实化了,而且将现实社会的批判与理想社会的追求有机关联起来,从而较为成功地实现了黑格尔哲学的创造性转换。未能区分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取向”,才是产生“颠倒之谜”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理智主义/意志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项目号:16ZDA097)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

 

  一般认为,马克思唯物辩证法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使得黑格尔头足倒置的辩证法终于以脚立地了,因此才成为了无产阶级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但对于马克思是否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颠倒,而不是变相的“换汤不换药”,学界至今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至于成了一个“谜”①。我们知道,在哲学史上,最早对黑格尔哲学实行颠倒的并不是马克思,而是费尔巴哈。后者将“神本学”改造为“人本学”的理论创举,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具有深远的促进意义。但我们也知道,由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并不彻底,马克思很快便与费尔巴哈分道扬镳了。鉴于目前学界关于“颠倒之谜”的研究坐标难以取得根本的突破,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同路”与“歧路”,以为厘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确立一条可资借鉴的理论参照。

  一、从理性神学到人本神学: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

  费尔巴哈认为,“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类学,将神学溶解为人类学”。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本质,正是“理性化了的,实在化了的,现实化了的上帝的本质”②。但神学的人类化与理性化历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就神学的发展历史来说,费尔巴哈认为:“斯宾诺莎是近代思辨哲学真正的创始者,谢林是它的复兴者,黑格尔是它的完成者”③。之所以说斯宾诺莎是创始者,是因为其泛神论将神与实体、自然相等同,开始剥去了上帝的神秘外衣。具体来说,他将作为“思维的总体”的思维以及作为“广袤物的总体”的物质当作“实体”,亦即上帝的属性。“上帝是一个思维的事物,上帝是一个广袤的事物”④。而作为神学的完成者,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神学的神圣实体是一切实在性、亦即一切规定性、一切有限性的理想总体或抽象总体,逻辑学也是如此”。如果说,神学对于一切事物都是作二次考察:一次是抽象的,另一次是具体的,那么,在黑格尔哲学中,“对一切事物也是作二次考察:先作为逻辑学的对象,然后作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对象”⑤。

  但黑格尔的思辨神学与有神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还是存在根本差异的:有神论者归之于上帝的,是那种与实际意识不同的意识,即仅仅是一种没有实在性的观念;而斯宾诺莎则将上帝归结为物质,即将物质视为具有实体性的神圣实体;而“黑格尔将自我活动、自我判别力、自我意识当作实体的属性”⑥。即他将斯宾诺莎那种僵死的、呆板的东西用唯心论的精神鼓动起来了。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黑格尔的思辨神学“从思想立场出发去思想上帝。因此对于它来说,在它自身与上帝的中间,并无一种感性实体的观念在作梗,因为它可以毫无阻碍地将被思想的、客观的实体与能思想的、主观的实体,合一起来”⑦。

  费尔巴哈对斯宾诺莎泛神论与黑格尔思辨神学之间差异的刻画,对我们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实际上,传统意义上的唯物论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即一方面强调物质世界的自在性,“实体的属性或者宾词乃是实体自身”⑧,以反对有神论;另一方面又强调物质世界之运动发展的必然性与规律性,并将人类社会视为物质世界的产物,但对这种规律性与必然性的根据却保持沉默,实则是在物质世界中偷偷地输送了某种能动性。正如费尔巴哈所言,“无神论是颠倒过来的泛神论,而泛神论是站在神学立场上对于神学的否定。”⑨“斯宾诺莎是现代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的摩西。”⑩

  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从物质世界中何以会长出一个精神来?从自然界中何以会长出人这种万物之灵长来?因为人之为人,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但在反对形而上学与思辨唯心主义的口号下,精神性被视为物质性所决定的次生之物。而传统意义上的唯物论既无法说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无法用理论的逻辑来表征两者之间无法还原的内在张力。事实上,精神性的前提是社会性,而社会是由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动个体所构成的。但由于社会性既非如同自然界那般的物质实在,又并非幽灵般虚无缥缈,不可捉摸,而是“实而不在,虚而不假”的。因此,对社会性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历史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对象。但在一种还原论或者辩证整体论的思维框架中,这个对象的独立性与能动性却是隐而不显的,遑论确立一条深入研究的途径了。因此,毫不奇怪,在宗教世俗化的大潮中,保留在宗教神学中的精神性元素迅速遭到了抛弃。而费尔巴哈在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演进中对黑格尔哲学之神学背景的揭示,大大地扩充了我们对唯物论的理解深度。

  在费尔巴哈看来,有神论是建立在头脑与心情的分裂之上,泛神论则是试图扬弃这种分裂,以一种“内压缩”的方式重建两者的统一,而他自己所主张的人本学却既无分裂,也不是泛神论式的统一,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统一呢?“人本学有神论是理智化了的心情,它在头脑中仅仅以理智的方式说出心情以它自己的方式说出的话”(11)。换言之,这种新哲学与神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否认了上帝;而与神学相似的地方,在于其肯定了宗教感情。费尔巴哈明确将自己的新哲学叫做“人本学有神论”:“人本学有神论是自觉的宗教——了解自己的宗教”(12)。

  为了确立这种人本学有神论的坚实基础,费尔巴哈首先必须从神学的意义上,抛弃黑格尔的思辨神学,“谁不扬弃黑格尔哲学,谁就不扬弃神学”。因为黑格尔的思辨神学“只是用理性的说法来表达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物质实体为非物质的、亦即抽象的实体所创造的神学学说。在逻辑学的结束的地方,甚至使绝对理念作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决定’,以便亲手证明它的来源出于神学的天堂”(1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哲学缺少直接的统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接的真理”(14)。他认为,一种真正的哲学必然是“与思维有别的、非哲学的、绝对反经院哲学的本质”,这就是感觉主义的原则:“只有感到痛苦的实体才是必然的实体,没有痛苦的实体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实体”(15)。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一方面揭示了黑格尔思辨神学的虚妄性,但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其神学中的部分精神性内容。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这种“欲拒还迎”的态度,他强调“我的这部著作是否定的、否认的;但是,请注意,只是对于宗教之非属人的本质来说,它才是否定的,对于宗教之属人的本质,那它就不是否定了的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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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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