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峰/马继:恩格斯历史间距性思想探究

——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018-06-15 23:16 来源:《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马俊峰/马继

Exploration of Engels' Historical Spacing Thought:Rereading Ludwigs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作者简介:马俊峰(1969- ),男,甘肃省张家川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甘肃兰州 730070

  原发信息:《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75期

  内容提要:恩格斯对政治与哲学之间关系的间距性分析表明: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紧张,其实质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知性冲突的一种表现。一旦把这个问题置于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架构中,间距性分析将为解决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奠定基础。这种间距性分析为我们正确把握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演化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恩格斯的政治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恩格斯/历史间距性/政治哲学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X015)。

 

  “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阅读主体与阅读对象之间、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间距。哲学解释学对此的解决方法是诉诸阐释的视域融合。这种融合既承认存在着历史性间距,又主张在理解中消融这种间距,这使得同一与差异在阅读中得以同时呈现。其实,文本阅读就是主体在努力实现理解上的一致性的同时,也使得内在蕴含的差异性得到进一步的延迟。因此,反复性阅读和理解就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在场、空缺、隐匿之实在结构得以显示,从而真正达到对文本的新的有效性理解。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拟对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进行重新解读,旨在透过言语深入到其内部结构,探讨隐含其中的历史间距性思想。

  一、互为表里的哲学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在《终结》的开头提到了一种历史性的间隔。他认为,这种间隔容易使人们对过去产生隔膜,这不仅表现在经验层面,而且还表现在人的意识记忆方面。历史性使得人们的意识产生一种连续性的观念,使得每一个发生的事件通过历史方式传递给下一代。但是,当过去发生的事件在记忆之中所遗留的踪迹对记忆本身是一种刺痛或者伤害的时候,记忆就会不愿面对,从而有意或者无意地逃避事实,使得间隔在时间上延续,以此让自己在忘却记忆之中传承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恩格斯的话语:“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1]214

  在恩格斯看来,这样的历史性间距使得人们有可能对历史的理解更为客观、正确。如果深入到历史事件中,受其情势的影响,人们将会变得不理性,被历史人物的激情和主观性偏好左右,换言之,人们容易用感情取代理性。这样,将会无法真正洞察历史的真相,而历史也将封闭或者隐藏自身。一旦人们理性地对事件进行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就会立刻变得清醒与明智,就会对事件进行深入分析,而这种严密的逻辑分析对于历史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这种历史间距分析方法,恩格斯对18世纪的法国与19世纪的德国进行了历史性的比较,试图准确理解和把握政治与哲学的内在关联。恩格斯说:“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啊!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1]214这就是说,哲学在法国人那里,比在德国人那里表现得更为激进。哲学是对真理的追求,而真理对基于意见建立起来的政治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这就使得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随着二者之间冲突和矛盾的激化,政治权力就会围剿从事哲学的人。政治权力在无法支配哲学强力意志的时候,就会启用国家机器来对付哲学,以保证政治权力畅通无阻地运行。此时,哲学就成为政治的死敌。可以说,政治权力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来有效地确保自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恩格斯在对哲学在德国处境的分析时提及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在当时的德国成了官方哲学,它协调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黑格尔哲学是如何解决哲学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恩格斯在《终结》中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这意味着,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对“真正真理”的追求,而是一种国家哲学。这样,哲学就丧失了本真,成为政治的奴仆,它不再对政治进行批判,成了普鲁士封建王权统治的捍卫者。这样,政治与哲学握手言和,共同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支配和操纵着人们。

  由此可见,恩格斯的历史间距性比较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哲学与政治内在关系的两种类型。一种是激进的关系。哲学对现实政治的积极介入,通过批判方式指认政治权力运作中存在的问题,纠正其偏差,力图建立正确的政治权力逻辑运作机制。如果政治当权者不愿接受哲学提供的观点,二者将会进入“斗争”状态,这种“斗争”就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的激烈较量。另一种是保守的关系。哲学沦落成为对现实政治的辩护,放弃自己的求真意志而转向对权力的追求,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实现自身。这种不顾原则性的妥协埋葬了自己,从而也将终结了哲学自身,这种哲学妄图“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1]219。总之,如果哲学与政治处于激进关系中,哲学的处境将是不妙的;而哲学的妥协,又会让其堕落成为服务政治的工具。

  恩格斯告诉我们,黑格尔构建自己哲学体系时,似乎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性。不过,这种做法也使得黑格尔哲学遭到了很多褒贬不一的评价。恩格斯以黑格尔的一个哲学命题为例对此作了分析。这个命题就是众所周知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1]215。这个命题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人们往往把他们对该命题的理解等同于黑格尔本人所表达的意思。他们认为这个命题把一切现存的东西神圣化,不仅威廉三世是这样看的,其臣民也是这个看法。恩格斯认为,我们有必要纠正这样的错误认识。恩格斯区分了“现存”与“现实”这两个概念,认为这是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现实”不等于“现存”,二者有着本质区别。这也就揭示了一般大众理解哲学观念时容易把“现象”等同于“本质”、把“偶然”视为“必然”的通常倾向,而哲学尊崇理性逻辑,提出的命题是一种普遍必然性的表述,蕴含着辩证否定。所以,恩格斯说:“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成了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1]216恩格斯因此颠覆了一般人把现存神圣化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由时间间距转向空间间距。这种转向具有极大的变革意蕴:旧的间距建构的观念被消解,新的间距建构新的秩序和观念。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