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资本论》哲学性质的新阐释

2018-06-15 23:18 来源:《学术界》 作者:鲍金

Practical Philosophy:A New Interpretation on Philosophical Nature of Das Kapital

 

  作者简介:鲍金,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上海 200240

  原发信息:《学术界》(合肥)2017年第201711期 第55-63页

  内容提要:从哲学性质来看,《资本论》的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即作为实践的哲学。基于实践哲学的自反性质,《资本论》的哲学既表现为实践的观念构成环节,又现实地转化为人们的实践,这里的“实践”正是贯穿《资本论》的问题式,即“改变世界”,这样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资本论》的实践哲学就体现为“改变世界”这一宏大事业的不同侧面:经济、政治和批判,或者说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和批判哲学。这三种表现形态在《资本论》所展示的哲学空间中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地共存着,共同支撑着《资本论》哲学的实践哲学形态。

  关键词:实践哲学/《资本论》/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批判哲学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7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全面从严治党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批准号:2017YZD09),2017年度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普遍性研究范式与意识形态建设方略研究”(编号:17SG56)的阶段性成果。

  

  仔细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蕴,会发现它存在着一种难解的现象:作为一种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没有显性的体系形式,也缺乏明确的哲学话语形式,这能叫做“哲学”吗?这被阿尔都塞表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悖论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却又从来没有被当做‘哲学’来生产。”①之所以说它存在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着巨大的哲学效应,并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地,产生出众多后继的哲学理论,一个产生出巨大哲学效应和后继哲学理论的东西怎么能不是哲学呢?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被当做“哲学”来生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不是在传统哲学乃至现代哲学所习惯的理路、话语和表现形态中形成的,如果在传统哲学乃至现代哲学的路径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会认为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马克思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

  上述“令人感到难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悖论性质”当然也适用于《资本论》的哲学,甚至可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那种“悖论性质”。因此,难题和解决难题的关键也就同时产生了:究竟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具体来说,《资本论》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如果有的话,《资本论》的哲学表现为什么样性质的哲学?回答是明确的:《资本论》有自己的哲学,而且这种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动词性而非名词性的哲学,即作为实践的哲学、以实践的形态存在着的哲学或“实践”着的哲学。《资本论》的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正是在传统哲学乃至现代哲学视野中根本算不上哲学著作的《资本论》,不仅产生着巨大的哲学效应,而且也是被当做“哲学”来生产的,只不过不是按照“理论哲学”来生产的,而是按照“实践哲学”来生产的。

  一、实践哲学:作为实践的哲学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实践哲学的意蕴,从而为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奠定基础,我们以理论哲学作为参照系来阐述实践哲学。理论哲学认为理论可以涵盖包括实践活动在内的人们的生活整体,理论不仅独立于实践,而且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相比于这种理论哲学,实践哲学的突出特征是将实践作为人的涵盖生活整体的基本活动方式,并且不承认理论相对于实践的绝对独立性。然而即使做到了这一点,实践哲学也可能在自己理论的实际展开过程中仍然遵循理论哲学的固有方式去从事关于实践的研究。毕竟,哲学的自我申明和实际展开过程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两者既可以完全一致,也可以截然对立。如果是后者的话,这种实践哲学就变成了名义上的实践哲学、实质上的理论哲学,而马克思哲学之前的所谓实践哲学其实就是这样的实践哲学。直到马克思哲学,实践哲学才真正获得了自己的本真形态,即马克思哲学不仅在内容层面上主张实践是人的涵盖生活整体的基本活动方式,而且在表现形态层面上彻底地展示为一种作为实践的哲学、以实践的形态存在着的哲学或“实践”着的哲学,表现为一种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哲学而言,就其将实践作为人的涵盖生活整体的基本活动方式而言,与这种哲学的要求相一致的哲学表现形态只能是采取实践形态的哲学。因此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哲学取得了所研究的实践问题和所表现的实践形态的高度统一。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作为实践的哲学”?在我们看来,作为实践的哲学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是可能的:这种哲学作为“改变世界”的观念的构成部分,着力于改变现存世界的社会结构这一事业,并将之看成是彻底批判以往一切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和根本途径;这种哲学自觉其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本身的思想,能够直接地引导并现实地转化为人们的实践,即是“直接实践意义”上的;这种哲学就其表现形态而言,无非是实践的观念构成部分,但就其逻辑的可能性而言,却朝向自我批判、自我转化的方向,因为实践哲学的所谓“作为实践”,无非就是实践哲学成为非观念性的现实、实现为现实生活本身。极而言之,“作为实践的哲学”按照自己的逻辑推到极端,便是自身的消解,亦即从理论转化为现实。实践哲学在本质上是自反的,即实践哲学是一种指向自身消灭的哲学、一种废除哲学的哲学、一种为了最终废除自身又只能在其过程中强化自身的哲学。由于实践哲学始终只能在自反当中获得合理的表现形式,而自反最容易导向某一极端,因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后世理解过程中就始终面临两种极易发生的危险:一是实践哲学“强化自身”的因素偏离“废除自身”的规定性,实践哲学朝着抽象化的方向越走越远,重新走到“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老路上去,并且强行让现实世界适应抽象理论,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如滥觞于苏联时期的教科书哲学;二是实践哲学“废除自身”的规定性由合理形态扭曲为庸俗形态,下降到实践常识的水平,最终注定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支配,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和经验论实证主义。这两种危险看似相反,实则同出一源,即都没有把握住实践哲学的自反性质,未能领会到实践哲学的张力结构,对实践哲学的超于实践又归于实践的辩证过程缺乏科学理解。

  就此而言,我们当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关于废除哲学的思想。按照柯尔施的表述,“这一废除过程应当如何完成?或者它是否已经完成?通过什么行动来完成?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是对于谁来说的?也就是说,这一废除哲学应当被看做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次思想上的行动而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吗?它的完成应当被认为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的呢,还是对于全体无产阶级,或者对于全人类来说的呢?或者,我们是否应当把它理解为(像国家的废除一样)一个非常漫长和非常艰巨的,通过各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而展开的革命过程?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只要这个艰巨的过程还没有达到它的最终目标,即废除哲学,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关系又是什么?”②很明显,柯尔施的上述问题已经包含了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只能在实践哲学的自反意义上加以理解。在我们看来,废除哲学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思想事件,而是必须伴随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漫长过程,毋宁说,为了实现最终的解放,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现实生活,实践哲学需要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强化自身,或改变自身存在的形式,因此只要解放目标尚未实现,废除哲学就只能被理解为实践哲学向现实生活转化的加强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实践哲学的“强化自身”,更是“废除自身”,而“强化自身”无非是为了最终“废除自身”,即直接地引导并同时转化为合理的现实生活。只有实践哲学实现了自身,合理的现实生活才会真正开始。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里的合理现实生活应当理解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种生活,实践哲学无非便是服务于这种生活之实现的哲学。当这种生活实现的时候,实践哲学“强化自身”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同时“废除自身”的状态也宣告实现。

  二、《资本论》的实践哲学的生成

  那么,《资本论》的哲学是怎样成为作为实践的哲学的呢?这一问题的真实涵义在于:《资本论》这一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学工作何以能够同时成为合理现实生活之实现的哲学努力?由于《资本论》的哲学生成遵循了一条从哲学话语向经济学话语转变的路径,这就需要结合马克思的研究经历来说明。

  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的哲学原则曾经给予马克思观察问题的最初构架,即从思想观念的原则来把握现实生活的方式,但是马克思以朴素的眼光所发现的现实生活中私人利益总是占上风的情况冲击了他对国家、法和理性的幻想,最后连宣传普遍理性的《莱茵报》也被查封,这导致马克思对自己原有的把握现实生活的方式进行怀疑。用马克思后来的话说,就是“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③这里的“难事”当然不是具体问题研究中的困难,而是用抽象原则解释现实问题这一仍属于理论哲学的方式的困难。正是这一困难,促使马克思重新对黑格尔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最后得到的结果便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④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研究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道路,而要揭开市民社会的秘密,只能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方式。这就意味着,科学意义上的现实生活研究,必须要摒弃从思想观念下降到现实生活的理论哲学方式,而应当遵循从现实生活本身发现问题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在市民社会没有得到解剖之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没有完成之前,是不会先行完全建立起来的。

  比如关于异化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在不同阶段对该问题的研究方式就很不相同。在《1844年手稿》时期,马克思按照一种“人—非人—人”的先验框架来审视处于异化状态中的人,就揭示异化这样一个现象的秘密而言,马克思对异化的先验审视距离科学的方式仍然非常遥远,重要原因便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是把异化看成了人类生活的一般条件,亦即从一般人性的视角来审视异化,而不是从经济学中去审视异化。真正从理论上解决了异化问题,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异化只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应当深入到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状况等经济生活层面来破解异化之谜,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异化产生的原因和克服的途径,从而敞开人类解放的真实道路。从马克思的异化问题研究中不难看出,当马克思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破解历史之谜的意义之后,就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而不再是哲学方面,这不是因为马克思对哲学不再感兴趣,而是马克思发现了经济乃是一切历史之谜的发源地和秘密所在,是当代社会权力和压迫的根据地,因此要寻求人类合理的现实生活,就必须要考察市民社会,即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

  从哲学研究向经济学研究的转向,不能仅仅理解为研究领域的转移,而是应当理解为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方式的转变。对于马克思而言,问题意识始终是清晰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抑或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现实生活的实现,在这一问题意识的驱使下,马克思找到了以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来透视人类历史之谜的研究方式,所以马克思才将绝大部分时间用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的经济问题与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深刻关联,而根本不关心“解释世界”之类的纯粹思辨的理论哲学问题,这也就导致了一种结果:马克思对他在实际上运用着的实践哲学缺乏明确的解释,即马克思只是在运用实践哲学,而没有解释实践哲学,这一表述的任务也就留给了当代学者。因此,下一个问题也就产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体现出实践哲学的意蕴的?我们首先需要避免那种从理论哲学思路去寻找哲学的传统方式,而只能根据《资本论》的问题式来求解《资本论》的实践哲学的体现形态。《资本论》的问题式是“改变世界”,这样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资本论》的实践哲学就体现为“改变世界”这一宏大事业的不同侧面:经济、政治和批判,或者说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和批判哲学。这三种表现形态正是《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指示的三重维度:经济学维度、政治学维度和批判维度,这些维度在《资本论》所展示的哲学空间中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地共存着,共同支撑着《资本论》哲学的实践哲学形态。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