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明/孙庆斌:论现代性与主体性的深层关联

——基于实践哲学视角的现代性批判

2018-06-18 19:00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 作者:郭春明/孙庆斌

 The Deep Connection of Modernity and Subjectivity: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作者简介:郭春明(1983- ),男,黑龙江富裕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人员,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哲学研究;孙庆斌(1971- ),男,黑龙江望奎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研究。哈尔滨 150080

  原文出处:《黑龙江社会科学》第20162期

  内容提要:以实践哲学的视角剖析现代性,其与主体性之间的深层关联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现代性的古今、东西二元对立思维,是以赋有“理性”的“主体性”观念为支撑的;现代性征程体现着作为“主体”的人类及西方运用自身的工具理性对作为“客体”的自然与非西方的单极性征服逻辑;现代性之工具理性权威,最终服务于它的唯一主人——追求自身价值的无限增值的“资本”主体。通过深入分析现代性与主体性的深层关联,有助于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主体哲学二元对立与征服逻辑的异质性的新型现代化路径与现代性理念的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也有助于进一步反思与践行今后中国现代性批判的真实关切点、实践路径与多重视角。

  关键词:实践哲学/现代性与主体性/主体与客体/资本/同质性与异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与马克思实践哲学重建”(14AZX003);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项目“文化视域内的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研究”(15ZXC01)。

 

  对于现代性这一范畴,马克思、韦伯、舍勒、波德莱尔、哈贝马斯、福柯、吉登斯和鲍曼等众多伟大的思想家对其标识向来是多视角的,各种标识之间又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但尽管如此,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却有一点不能抹杀的共性,即后黑格尔时代的实践哲学趋向。

  自黑格尔之后,几乎所有的现当代哲学流派或思潮都因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哲学——形而上学的泛理性主义的讨伐而可以在某一层面上被纳入实践哲学的阵营,因此,对错综复杂的现代性的探讨也同样体现着某一实践哲学视域。实践哲学通过对传统理论哲学——形而上学泛逻辑的体系化、封闭性、排他性与贵族化等特征的反抗,主张非体系化、开放性、包容性与民主化等哲学倾向,而这些倾向都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命及其生活世界根基,其终极关切点在于人的现实的不可让渡的自由、价值与尊严。

  一、“古今、东西”的二元对立及现代性的主体性支撑

  如若我们对“何谓现代性”的一些根本特征做简要回顾,就不难发现并认同大多数学者所指认的现代性的一系列根本特征,即“抛弃传统、指向未来”的时间意识、“线性、有序”的历史意识、实现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筹划方案与历史实践,以及其最终诉诸的工具理性权威,等等。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一系列根本特征的规范性基础进行追问,或许只能追问到其最终诉诸的工具理性权威之处。但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工具理性”的权威性奠定在什么基础之上?不言而喻,这种权威性所指的首先是工具理性作为一种理性所先天具有的自我指涉——自身同一的能力。

  然而吊诡的是,这或许只是一种“幻象”:理性的自我指涉能力只具有形式上自身同一的意义,而没有内容上的真实载体。也就是说,“理性的自身同一性”,仅仅说出了“A=A”这样一个形式同一律命题和“逻辑系词的含义”。虽然谁都不能质疑同一主词与宾词之间的必然关联,但这种必然关联毕竟因为没有内容而表征着一种无根的、朴素的、抽象的、空洞的肯定意义。

  如果想摆脱无根的、朴素的、抽象空洞的肯定,理性或工具理性并不能建立起与自身的同一性和确定性;要摆脱思维的朴素性,从而为现代性确立真实的根基,理性必然为自身找到有内容的真实载体,这就是“自我的自身同一性”:“对于从事判断的自我来说,A是直截了当地存在的,而且仅仅由于它一般地被设定于自我之中而存在的……在自我……之中,有着永远等同,永远同一的某种东西;而且那直截了当地被设定起来的X(即A=A所包含的必然关联项——引者注)也可表述为:自我=自我,自我是自我”[1]。

  不言而喻,“自我的自身同一性”就是笛卡尔以降的“我思”这一主体性原则所禀赋的先验能力(笛卡尔称之为“天赋观念”)。正是笛卡尔开创的“我思主体”才使这种“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先验能力成为可能,才能真正做到“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2]111。易言之,唯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历史意识、筹划方案和历史实践,以及其理性权威才找到了自身的阿基米德点,启蒙理性所希求的人的自由、自主、自律意识、个性和尊严,才是可理解的。至此,我们可以断言,无论是“社会机构或社会制度方面的现代性”,抑或“文化心理或审美层面的现代性”①,它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与“主体性”的观念与原则具有本质性的深层关联。具体而言,这种本质关联,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种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现代性所体现出的古今、东西二元对立思维,正是以赋有“理性”的“主体性”观念为支撑的。

  如上文所言,现代性无论作为一种与“传统”相断裂的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还是作为一种不断进步的线性的、有序的“单向历史观”,它都坚持着这样的信念:作为时间和历史的一级的前方代表着进步、创新、文明、解放、自由与自律;而作为时间和历史的另一级的过去就代表着倒退、守旧、奴役、野蛮、蒙昧与他律。显然,在对立的两级中,前者就是通过无穷节点而一直向未来延伸的“永恒现在”;后者则表征着传统与历史,此为古与今的二元对立。同样,相对于进步、创新、文明、解放、自由与自律开化的西方世界,另一极的倒退、守旧、奴役、野蛮、蒙昧与他律,就是非西方世界的隐喻,此为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

  其次,就古今对立而言,相对于早已成为现代性之核心意识形态的“自由”“创造”与“解放”观念,传统与历史总是意味着守旧、蒙昧与不成熟,而从不成熟跃迁到成熟的过程,也就是以上所言的“理性自我”走向进步与文明、获得以自律性为基础的自由的“启蒙”过程。“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3]“启古之蒙”对于现代性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现代哲学都在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这一哲学主题。

  最后,就东西对立而言,不仅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非西方世界一直是西方文明世界见证自身力量的实验场;而且在对东方文化进行专门研究的大多数西方学者中,他们的眼界也很难摆脱其根深蒂固的囤于“西方民族视阈中的东方”这样一种前见。无疑,在此观点内,西方民族和文化为开化、文明的同义词,而非西方文化为未开化、半开化,充其量是处于开化之中的表征物,西方民族和文化为启蒙者、点亮者和引导者,而非西方文化则是蒙昧的、待启蒙者和被引导的狄奥尼索斯。

  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古今对立还是东西对立,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之正当性都源于上文提及的自由创造、解放和启蒙等现代性之核心观念,而现代性的诸种核心观念之终极合法性依据,则最终源于主体形而上学所确立的抽象的“主体性”观念。对此,黑格尔曾深刻地指出,诸如自由、解放和启蒙等“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4]。

  正是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形而上学第一原理出发,西方哲学史确立了认识主体“我思”之不可怀疑地位,扭转了从“自我”之外的客观世界去规定和检测知识的可靠性这一局面。“思维”或“理性”终于摆脱了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框架,摆脱了其“淳朴的”状态[5]7,即自在的、原始的、直接的统一状态,并由此真正确立了认识论意义上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内在与外在等等一系列二元分立。至此开始,一切存在物都必须进入到与“思维实体”或“理性自我实体”的关系之中。黑格尔对笛卡尔开掘的这一主体性哲学赞誉道:“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勒内·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思维是一个新的基础。这个对它的时代以及近代的影响,我们决不能以为已经获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5]59-61,并进一步概括道,近代主体哲学的“精神是认识,是思想,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5]67,恩格斯在同样意义上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6]。海德格尔也从本体论上同样表述道:“存在者之存在是从作为设定之确定性的‘我在’那里得到规定的。”[7]881

  自此以后,从康德哲学的主体在三大领域的立法,到费希特“知识学”中“绝对自我”对“有限自我”“非我”和两者在绝对内部的辩证统一的“设定”,甚至到后来胡塞尔现象学中“先验自我”在“纯粹意识”领域内对“意向客体”的构造行为,哲学的历程(其自我理解)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秉承笛卡尔的主体性原则,并不断将主体的实体性角色——自因、自足、自律从而无所需求——贯彻到底的过程。而一种能够称之为“实体”的“主体”,其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我意识的自身同一性”,只有一个自身同一的实体化的“主体”,才能超越于传统和历史之上、提供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依据,才能充当真理、价值与美德的阿基米德点与全部规范基础。

  正是在这种深层的“主体性”观念的支撑之下,表征着守旧日、封闭、非理性与盲从的“传统”和“非西方”才一直处于被否定、被破坏、被征服的境地;亦正是以自因、自足与自律者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和同时发生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的预设为深层依据,作为主体的“现在”或“西方”与作为“客体”的“传统”或“非西方”这一区分才成为可能,作为“理性自我”的“现在”或“西方”对作为“理性他者”的传统与非西方之“启蒙”才获得终极合法性。既然“自我主体”的确立使它自身成了它与任何身外之物的关系,以及它本身之任何行动的“中心”,那么,相对于传统与东方这一理性他者,“自我”所采取的任何行为也就自然地成了一个绝对自由的创造过程。进而言之,“自由创造”又是和“解放的神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我”的自由创造过程,也就是它从一切非我因素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解放”也就是“理性自我”,不仅自身,而且帮助传统与西方走向进步与文明,获得自律性的自由的“启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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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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