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苏民:廓清中国本无“哲学”的误解

2018-06-20 00: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许苏民

  在近20年来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有一些普遍流行的观点,这些观点似乎都存在一些对中西哲学史的误解。其中,关于哲学是否起源于古希腊的问题,在学术界就存在着误解,即以西方哲学为“原生物”,认为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原本属于西洋学术;中国本无“哲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只是“依傍”西方哲学的产物。对于这一误解,我们有必要加以廓清。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说与历史不符

  西方自古就有哲学究竟起源于何处的争论。在希罗多德笔下,希腊人是以东方人为师的,不仅他们的数学、天文学和几何学知识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而且“可以说,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埃及人还第一个教给人们说,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早先和后来的一些希腊人也采用过这个说法,就好像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样”。

  公元1世纪的普鲁塔克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论埃及神学与哲学——伊希斯与俄赛里斯》的长文,揭示了希腊哲学与埃及哲学的师承关系。他认为,梭伦、泰勒斯、柏拉图、欧多克索斯和毕达哥拉斯等人都曾到过埃及并与祭司们同吃同住,梭伦在塞易斯听过宋西斯(Sonchis)的课,欧多克索斯听过孟斐斯的克努菲斯(Chonuphis)讲学,毕达哥拉斯曾经与厄努菲斯(Enuphis)交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的)所谓的圣书文献和大部分毕达哥拉斯派的格言之间,并无任何区别”。埃及人以数学为“获知一切奥秘的指南”与毕达哥拉斯以数为“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一脉相承。埃及人把希腊人引上了爱智之路。毕达哥拉斯诚然是希腊人中第一个自称“爱智者”的人,但史料证明,“关于爱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在埃及发现的”,古埃及的爱情诗亦以“在水一方”为审美意象。埃及人的斯芬克斯之谜,更激发着一代又一代西方哲人的形而上追求。

  柏拉图说“惊奇”是哲学活动的决定性起点,哲学是惊奇之女,犹如传达着天神意旨的彩虹女神伊希斯(Iris)。不仅埃及人、希腊人哲学活动的起源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由屈原《天问》之开篇及老庄哲学可见),“惊奇”这一“哲学家的情绪”并不像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所说的只属于西方人。

  “哲学的突破”具有东方渊源

  公元3世纪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正式提出了“哲学从希腊开始”的观念。该书序言开篇就举出“有人说哲学研究开始于蛮族”的观点来加以反驳,说“这些作者们忘记了,他们归之于野蛮人的那些成就实际上属于希腊人,正是从希腊人那里,不仅是哲学,而且人类自身才得以开始”,又说:“哲学只能起源于希腊人,它不接受野蛮人的任何称谓。”

  当然,《名哲言行录》序言中也有与其立论自相矛盾的论述。该序言在反复强调哲学和人类起源于希腊以后,突然出现了一段专讲“埃及人的哲学”的话:“关于神和正义,埃及人的哲学有如下述。他们认为,质料是本原,然后从中分离出四种元素,进而产生出各种生物……他们认为,宇宙是生成的,也会毁灭,且呈球形;星星是火,由于其中火的混合情况,地球上会发生各种事情……他们制定了有关正义的各种规则,并将它们归于赫尔墨斯。”研究者认为这段话是后来的传抄者添加的。但《名哲言行录》中所保存的一些关于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皮浪等人都与“蛮族”人有交往甚至还从他们那里获益颇多的史料,却足以说明希腊人的“哲学的突破”其实是在古代东方哲学的影响下实现的。

  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

  哲学究竟起源于何处,还是要实事求是。哲学在古埃及、波斯和印度的起源远比希腊要早,这不是某些西方学者说这些民族的哲学还处于宗教之中所能抹杀的。至于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希腊哲学不约而同地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东西方文明世界各书精彩的奇观,前人或称之为“合全地而论之”的“民智之开”的“世运”(严复),或简洁地称之为“全地球之盛运”(梁启超),或称之为“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或称之为“哲学的突破”(塔尔科特·帕森斯),都无不肯定哲学在世界历史上多元发生的事实。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把智慧看作是达到功利目的的工具,没有希腊人的“爱智”观念。这一观点也不是事实。谢无量、唐君毅等人对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作了词源学论证,说明中国古人对哲学的理解与希腊人相通;钱锺书更列举大量文献,证明中西哲人都运用“秋水伊人”之类的审美意象来表达善道可望难即的爱智追求。

  一百多年前,王国维在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时,认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有其来自普遍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深层依据。他指出,是否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一个显著标志,正是这一追求使哲学在各文明民族中的产生成为必然:“叔本华所以称人为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者,为此故也。故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这一论述,是中国哲人自己提出的关于哲学起源的穷本极源之论,说明来自普遍人性的追求,使脱离了蒙昧和野蛮阶段的世界各民族无不有其哲学;而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正标志着一个民族在何种程度上远离了狭义的动物界。从这一原理出发,就必须据实确认哲学在东西方一切文明民族中产生的必然性,而不是无视客观事实,另外去寻找自外于文明人类、自我贬低的所谓特殊性。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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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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