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仲棠:“墨辩逻辑学”解构(下)

——从《小取》的逻辑矛盾看墨辩与逻辑学的根本区别

2018-06-21 14:13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程仲棠

  作者简介:程仲棠 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广东 广州 510632

  原发信息:《学术研究》(广州)2002年第07期

 

  三、墨辩与逻辑学的根本区别

  墨辩为什么会受语言现象和墨家意识形态的支配呢?追问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墨辩与逻辑学有根本的区别,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是相对立的。

  (一)两种对立的推理理论:墨辩与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的根本区别

  本文所谓逻辑学指形式逻辑,形式逻辑以思维形式主要是有效的推理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提供一个可以为全人类共享的思维工具或推理工具,有关推理的理论构成了逻辑学的核心。墨家也研究推理,其目的正如郭沫若所说,主要是为“辩敌致胜”,而不是“专为寻求真理”。(注:郭沫若:《十批判书》,第298页。)目的的不同决定了研究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通过墨辩与逻辑学主要是传统逻辑的推理理论的比较,来揭示墨辩与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的根本区别。

  众所周知,逻辑学的推理理论具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撇开推理的具体内容,只研究推理的形式及其语义解释,并且以推理形式的是否有效作为判定推理是否有效的标准。与逻辑学相反,墨辩只研究具体推理,而不研究推理形式;并且以推理的具体内容的“是”或“非”作为判定推理的标准。

  具体推理与推理形式有什么区别呢?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指出:“一个具体的推理是由作为前提的具体判断与作为结论的具体判断组成的;而一个推理形式则是由作为前提的判断的形式与作为结论的判断的形式所组成的……推理形式是用概念变项或判断变项去代替具体推理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判断的结果;推理形式是由概念变项或判断变项所组成的一组判断形式。”(注:金岳霖:《形式逻辑》,第141页。)可见,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下文把“判断”改称“命题”):具体推理含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它们构成了具体推理的具体内容;推理形式含概念变项或命题变项,而不含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所以没有具体内容。

  有效的推理形式是推理形式的一个真子类,具有这种形式的推理,结论可以从前提必然得出。在传统逻辑中,一个三段论式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在三段论系统中获得证明(即能否化归为第一格四个“完善的”三段论式或者其中的AAA和EAE两个式),或者是否符合所有的三段论规则。有效的推理形式及其证明方法和判定规则(即推理规则)就是传统逻辑的推理理论的基础。

  可是,翻遍一部《墨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体推理的例子,却找不到任何一个推理形式或有效的推理形式,找不到任何一个推理规则,更谈不上证明。不仅如此,而且墨辩的推理理论与推理形式有效性的概念也是相矛盾的。《小取》说:

  是故辟(譬)、侔、援、堆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诡),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作者指出了“辟、侔、援、推之辞”所产生的谬误,就是“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但这一切仅仅与推理的具体内容有关,因而是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的。怎样才算“危”、“失”、“离本”,还不是以墨家的意识形态或者墨家对语言的理解为谁?“辟”、“援”、“推”暂且不论,就“侔”所包括的混合关系三段论而言,它们属于演绎推理,只要推理形式是有效的,在任何解释下所得出的推理都是有效的,为什么“不可常用”呢?“不可常用也”这一结论的实际意义,就是对建立普遍有效的推理形式的可能性表示否定,其理论根据就是“言多方”(一个语词有多个意义)、“殊类”(事物有不同的类)和“异故”(立论的理由有多种),这些理由都属于语言语义学或推理的具体内容的范畴,与逻辑学无关。

  由此可见,墨辩的推理理论与逻辑学的推理理论是根本对立的。墨辩的根本缺陷就是缺乏推理形式及其有效性的研究,因而无法划清有效推理与无效推理的界线。

  (二)直观方法与抽象方法:墨辩与逻辑学的研究方法的根本区别

  墨辩与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的对立,必然导致墨辩与逻辑学的研究方法的对立。

  逻辑学研究推理的方法是抽象方法,其主要的子方法是二分法。逻辑学不但对推理的内容与形式进行二分,而且把推理内容也一分为二,即分为具体内容与抽象内容,后者亦称“基本内容”。(注:程仲棠:《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第386页。)具体推理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所表示的就是推理的具体内容;推理形式没有具体内容,但并非没有任何内容,概念变项或命题变项经过语义解释之后,就被赋予某种抽象的内容。以三段论式为例,从现代逻辑的观点看,在解释下,每一个变项S、P、M都表示任意的一个非空非全的类,构成三段论式的命题形式即“所有S都是(不是)P”、“有的S是(不是)P”,则表示类与类之间的某种关系,这种抽象的类及其关系就是推理或思维的基本内容。从本质上说,“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思维的基本内容,就是一定范围内的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属性即基本属性……的反映”。(注:程仲棠:《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第386页。)在我国有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看法,即“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形式而不研究思维内容”,如果所谓“思维内容”包括了思维的抽象内容或基本内容,那么这个看法是片面的,它“只适用于语形学而不适用于语义学”。(注:程仲棠:《逻辑与思维》,《哲学研究》1993年增刊(逻辑学研究专辑)。)

  抽象方法是科学的基本方法,一切科学都用抽象方法,但表述的工具不同,一般科学以自然语言作为主要的表述工具,逻辑学的抽象方法的特点是以形式语言或半形式语言作为主要的表述工具。现代逻辑用的是形式语言,即由符号组成的语言,形式语言的运用使抽象方法升级为形式化方法。传统逻辑用的是半形式语言,即由符号和自然语言中的逻辑词(例如“所有”、“有的”、“是”、“不是”、“如果……那么”、“或”、“并非”等)组成的语言,“组成半形式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变项(名词变项或命题变项)和逻辑常项,变项用符号……表示,逻辑常项用日常语言中某些语词表示”。(注:程仲棠:《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第393页。)变项是半形式语言的关键性因素,是刻画逻辑形式的重要工具,以变项代替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就可以从具体命题得出命题形式,从具体推理得出推理形式。

  墨辩研究推理的方法是一种与逻辑学的抽象方法根本对立的方法,就是直观的方法。首先,与逻辑学的二分法相反,墨辩的直观方法是“不分法”,就是把具体推理当作一个整体,内容与形式浑然不分的方法。不过,我们对墨者研究具体推理的方法却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在思维的具体内容方面,墨者主要是以墨家意识形态为依据;在逻辑有效性方面,墨者则全凭直觉。应该说墨者的逻辑直觉是有一定水平的,《小取》之所以能够从日常思维中识别一些有效和无效的具体推理,就是靠墨者的逻辑直觉。但当逻辑与墨家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墨家的意识形态往往战胜了墨者的逻辑直觉;不过有时在逻辑直觉的指引下,墨者也会超越墨家意识形态的控制。例如,“臧,人也,爱臧,爱人也”和“获,人也,爱获,爱人也”两个有效推理与“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的观点是不相容的,墨者却肯定两个推理,而背弃墨家的价值观,可以说是逻辑直觉的胜利。但这是以陷入另一个矛盾——对这两个推理的肯定与对“盗,人也,爱盗,爱人也”的否定是相矛盾的——作为代价的。可见,逻辑直觉是靠不住的,它不是一种科学方法,不用区别推理的具体内容与逻辑形式的科学二分法,就无法对推理进行合乎逻辑的判定,更不可能建立逻辑科学。

  其次,墨辩的直观方法所使用的表述工具是自然语言,用不含变项的自然语言只能表述不含变项的具体推理,而不可能刻画含变项的推理形式。有人说,《墨经》使用了指示代词“彼”、“此”、“之”、“是”来表示变项。但不能把语法上的指示代词混同于逻辑上的变项。指示代词是自然语言的构成部分,与作为人工语言的变项有原则上的区别:变项表示值域中一个任意的事物,其意义决定于人为的解释;指示代词不表示任意的事物,而只表示上下文范围内一个特定的事物,其意义决定于自然的语境,没有值域,也不能另作解释。

  由此看来,墨辩不但缺乏研究推理形式的意愿,也缺乏研究推理形式的手段。

  墨辩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就是墨辩陷于自相矛盾的根本原因。墨辩既然缺乏有效的推理形式和推理规则,就不免以推理的具体内容作为决定推理取舍的标准,因而不能不受日常语言和墨家意识形态的支配,以致产生逻辑矛盾。可见,墨辩的逻辑矛盾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从它的根本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中必然地产生的。任何一个被称为“逻辑”的理论,都要满足正确思维最基本的必要条件,即矛盾律;反之,凡是蕴涵矛盾的理论包括推理理论,都不属于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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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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