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明:利奥塔的悖谬逻辑

2018-06-21 14:23 来源:《浙江学刊》 作者:陈嘉明

  作者简介:陈嘉明,男,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 361005)

  原发信息:《浙江学刊》(杭州)2002年第05期 第74-78页

  内容提要:同后现代哲学主张“差异性”思维一样,利奥塔提出一种“悖谬逻辑”。他主要从如下三方面做出论证:一是引用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二是从反决定论、反操作性概念方面进行,三是来自对语言游戏的异质本质的断定,并把它与批判哈贝马斯的“共训”论结合起来,这种“悖谬逻辑”以“规则的异质标准”和“对歧见的探求”为视点,其基本内容包括对“开放体系的研究,局部决定论,反方法论”等等。

  关键词:利奥塔/差异性/悖谬逻辑

 

  一、悖论逻辑的思想背景

  利奥塔提出悖谬思维逻辑,是建立在他对当今知识状况的基本判断之上的,这构成他的思想背景。在1985年一封信中他写道:“今天,三个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第一,技术和科学在巨大的技术科学网络里融合;第二,在各门科学里面,不单单是假设或甚至是‘范式’在受到修改,并且曾被认为是‘自然的’或不可违反的推理方式或逻辑也在受到修改——悖论大量存在于数学、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理论里面;最后,新的技术带来的质的变化——最新一代的机器可以进行记忆、查阅、计算、语法、修辞和诗学、推理和判断(专业知识)的操作。”(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

  这里,与我们论题直接相关的是第二点,即他指出的“悖论”现象的大量存在以及这对于逻辑与推理方式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各种科学领域中普遍出现的悖论现象,使得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利奥塔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做出论证。

  第一是引用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作为论据。这一定理是由奥地利逻辑学家哥德尔在1931年所提出并做出证明的,它包括两个定理。第一个完备性定理是,对于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任意形式系统,存在某个命题,使得这一命题和它的否定命题在该系统中都是不可证明的,也就是说,这一定理告诉我们,在一定既定的理论语言系统中,某个真语句是不可证明的;或者说,不可能构造出一种能够说明有关主题的所有真理的理论。第二不完备性定理是,在上述形式系统中,它无法证明自身的相容性。也就是说,在该理论中,“表达”了该系统的相容性的某个语句,是无法得到证明的。

  在利奥塔看来,由于哥德尔定理证明了算术系统无法满足“完备性”的条件,并且这一定理具有普遍化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形式系统都有其内在的界限。以此运用到逻辑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逻辑用以描述人工(公理的)语言的元语言,是“自然的”或“日常的”语言。这种语言是普遍的,因为所有的语言都可以转换为它,但它与其反面却是不相容的,因此它允许悖谬(paradoxes)的形成。

  利奥塔认为,哥德尔定理是知识本质发生变化的一个真正范例,他并且由此引伸出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关于知识合法性的。他指出,以往当人们宣称一个指称命题是真的时,总是假定能够对该命题进行判定与证明的这一公理系统是已经形成的,并且它是为对话者所已知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对其他科学做出另一种观察,说明它们的状态属于这么一种语言的存在,其起作用的规则并不能在自身中得到证明,而是要通过专家们的共同同意来接受。(注: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4,p.xxv.)这些规则,或者至少是其中的某些,是一些假定;而假定是规定的一种样式。这说明,科学命题所需要的该论证方式属于对这些规则的“第一”接受。利奥塔认为,由此可以得出科学知识的两个值得注意的性质。一是其手段的灵活性或者说它的语言的多元性;二是它作为语用学游戏的特征,也就是说,在它之中产生的新命题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参加者们所做出的约定。其次,利奥塔进一步论证说,与此相伴随的是“理性”概念的一个大变化,普遍的元语言的原理,已经为能够证明指称命题之真的多元化的形式(公理)系统所替代。这些系统为某种普遍的、但并非是相容(一致的)元语言所描述。因此,以往在古代与现代科学中被视为悖谬、甚至是悖谬推理(paralogism)的东西,如今在一些系统里获得了新的使人信服的力量,赢得了专家们的接受。

  第二是从反决定论、反操作性概念方面做出论证。利奥塔认为,当前科学知识正在寻求解决决定论的危机。这里,决定论指的是这么一种假设,操作性的合法化概念正是以它为根据的。由于操作的效果是依据输入与输出的比率而确定的,因此决定论属于实证主义的效率哲学。然而,由于科学并不是借助于追求效率而得到发展的,因此,利奥塔引出这样的结论:对命题的确认意味着寻求以及“发明”反例,也就是说,寻求以及发现难于理解之物(unintelligible);对论证的支持意味着寻求“悖谬”,以及动用推理游戏中的新规则来使它得以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活动的这两种活动都不是为了效率本身而追求效率的,因此科学语用学在本质上也与操作性概念无关。他强调这正是他所要证明的目的。

  利奥塔还进一步从动力学方面来对此问题做出论证。他认为,这方面的例证对于说明后现代的“新的科学精神”来说,与哥德尔定理同样都是典范性的。他具体列举了“系统”概念作为例证。在他看来,科学的操作观念蕴含着一个高度稳定系统的存在,因为它是基于诸如热与功、热源与冷源、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之上的。这种观念来自热力学的这么一个概念,即,系统运作的演变是可以预见的,假如所有的变元都是已知的话,然而,量子力学与原子物理学的产生却限制了这一原理的运用范围。它们证明,要对系统的初始状态做出完全的界定,需要有至少等值于该系统所消耗的能量支出。但是,要完全做出这样的测度是不可能的。此外,他认为法国物理学家伯利娄因(Brillouin)的证明引达的结论是,对一个系统进行完全控制的想法,是与矛盾律不相容的。它事实上降低了所宣称要提高的操作水平。这种不相容性揭示了国家和社会经济官僚体系的弱点,即它们压制了自己所控制的系统和子系统,并且也使自身窒息在这一过程中。因此,利奥塔指出,不需要在系统之外去乞求任何形式的合法性。例如,正是人类的自由本身激发他们去反对过度的权威。即使我们接受了把社会视为一个系统的说法,也不可能完全控制它,因为这需要对它的初始状态给出一个精确的界定,然而这是做不到的。

  在这部分论述的最后,利奥塔引用了汤姆(ReneThom)有关决定论的一些论断。汤姆在这方面形成的一个基本公设是,一过程的或多或少的决定论特征,是由该过程的局部状态决定的。在他看来,决定论属于这么一种类型的功能,它是由自身决定的。也就是说,在这种类型的情况下,自然产生了最不复杂的、与初始的局部环境相容的局部形态。不过,最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由于环境通常是处于冲突的状态,因此它们会阻碍一种稳定的形式的产生。因此,汤姆指出,灾变(catastrophe)的模型把所有原因性的过程都归结为简单的一个词:冲突。用赫拉克利特的话来说,它是万物之源。

  利奥塔由动力学方面的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在知识与预见的范式中,连续的可微分的功能正在失去它的突出地位。他断言,后现代知识正把自己所获得的进展在理论上刻划为“非连续性”、“突变”(catastrophic)、“不可修正性”、以及“悖谬”的。在它表现着这一变化如何能够发生的同时,它改变着“知识”这一用语的意义。它提出了一种有关知识合法化的模式,这种模式与最大限度的操作性概念无关,而是以被理解为悖谬的差异性概念为基础。

  此外,利奥塔倡导悖谬思维的另一个重要根据,则是来自于对语言游戏的异质性这一本质的断定,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中,他把有关这一根据的论述与批判哈贝马斯的“共识”论结合起来。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是论证理性化的人们可以在一个理想的言谈环境中,对社会与政治问题广泛参与,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在交往过程中达成共识,以此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对哈贝马斯来说,“共识”是政治决定、亦即民主的合法性的基础。对于哈贝马斯这种追求共识的说法,利奥塔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在他看来,共识是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境地,其理由如下:一是,哈贝马斯将共识看作是具有认知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同意”,但这种说法依赖于“解放叙事”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是启蒙运动的那种认为理性双方总是朝向理想的伦理目标,从而可以就真命题达成一致意见、取得共识的说法的翻版。二是,社会语用学并非像科学语用学那样的单纯,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网络交织而成的,如指称的、规范的、技术的、评价的,等等。因此,各种语言游戏是异质的,它们从属于不同性质的语用规则,因而不可能有一个对所有的语言游戏来说是共同的元规范(metaprescriptve),或在科学共同体中有一种能够包含所有那些在社会中流行的元规范的共识。如果去追求所谓共识,结果只能是破坏语言游戏规则之间的异质多样性。三是,哈贝马斯把对话的目的看作是达成共识,但共识只是讨论的一种特殊状态,而不是它的目的。相反,讨论的目的是追求悖谬(paralogy)。基于上述理由,利奥塔认为不能同意哈贝马斯通过对话来寻求一种普遍共识的方式以解决合法化问题的思路,认为这既不可能,并且也不慎重。在他看来,共识已经是一种过时的,令人怀疑的价值。

  以上我们看到,不论从自然科学、还是从社会科学方面的角度进行论证,利奥塔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确立“悖谬”作为后现代知识的基础与特征。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从另外一些方面对他的“悖谬逻辑”的主张提出一些论据,虽然这些说法大都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展开论述。概括起来,这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他认为科学的发明总是产生于“歧见”;其二,他把社会看作并非是整体一致的,而是充满对立的;其三,把知识的“合法性”解释为来自“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是异质性的;任何所谓的“意见一致”必定暗含有政治暴力和非正义;其四,正是对悖谬推理的探求,使我们对这种游戏规则的采用成为有效的。因此,并不存在某个作为合法性标准的“元话语”或“元叙事”来决定其他话语的真假,从而也不应当以某种统一各种话语的约束性的模式为前提或标准,来限制人们的思想。重要的是平等的对话,每个人都必须倾听他人的说法,就像在游戏中每个游戏者都有他的游戏权利一样。这样,后现代知识就不是某些权威的纯粹的工具,它提高了我们对于差异者的敏感性;加强了我们对于不可公度者的宽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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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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