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松:如何进入柏拉图对话?

2018-06-27 09:52 来源:《现代哲学》 作者:黄俊松

How to Be Engaged with the Platonic Dialogue?

  作者简介:黄俊松,江苏仪征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讲师(广州 510275)。

  原发信息:《现代哲学》(广州)2018年第20181期

  内容提要:近现代柏拉图研究传统中的发展论、编年学说、文体研究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它们相互支撑,构筑起柏拉图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即发展论范式。然而,这一范式很大程度上只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自我表达,并不能完美地诠释柏拉图。20世纪90年代左右,发展论范式开始动摇,研究者纷纷转向对柏拉图的作家身份以及对话文体的研究。通过探究柏拉图哲学和他所选择的文体之间的本性质关联,可认识到对话这种“最富孕育性的形式”足以克服书写的缺陷,能使得读者参与到鲜活的哲学对话中。

  关键词:柏拉图/发展论/文体研究/作家/对话

  标题注释: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16wkpy01)

 

  20世纪90年代前后,英美柏拉图学界在研究范式的问题上出现了根本性转变:一是近现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论范式日渐动摇并濒临崩溃,但尚无新范式替代它;二是在有关柏拉图作品的文学形式与哲学论证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出现新一轮争论。①这两大转变促使研究者开始破旧义、立新说。对此,笔者将借助泰勒(C.C.W.Taylor)等人的论述来梳理近现代柏拉图研究界主流范式②的源流及特征,指出其局限或缺陷所在,并尝试为研读柏拉图对话提供一种较为稳妥的方法论。

  一、近现代柏拉图研究的主流范式:发展论、编年学说、文体研究

  在20世纪末由哈克特(Hackett)出版公司所出版的英译本《柏拉图全集》导言中,主编库珀(John M.Cooper)开篇即宣称“柏拉图的对话作品自从约两千四百年前诞生以来,就一直都能在每一代人中找到其读者”③,但不久又说“除了残缺的《蒂迈欧》拉丁语译本之外,柏拉图的作品在西方拉丁语世界将近一千年内都未能得到研究”④。虽然他始终强调研读柏拉图作品的连续性以及其自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就在欧洲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但事实上,柏拉图的研读传统在西方曾经中断了千年之久。

  虽然自文艺复兴以来,柏拉图的作品被译成拉丁文,其后又被译成现代欧洲各主要语言,但对柏拉图作品真正大规模的研究要迟至19世纪,而且主要是在德国。此外,近现代以来发端于德国的柏拉图研究传统带有浓厚的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特征。这些研究与其说是对柏拉图作品的研究,不如说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自身的表达。近现代的研究传统大多既没有诉诸古代柏拉图主义传统,也没有深入探究柏拉图对话本身所独有的特征,而是从自身的预设出发,虽然成果斐然,但终究不能完美地诠释柏拉图,而且弊端日益突显。直到20世纪90年代,整个柏拉图研究界才开始转向。⑤

  1999年8月,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召开题为“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解释柏拉图对话的各种进路”(Plato and Socrates:Approach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latonic Dialogues)的讨论会⑥,泰勒梳理了当时诸种范式的源流。在他看来,面对这些范式出现的危机,首先要对它们的核心问题进行彻底地追问:在柏拉图的解释史上,“苏格拉底”开始与“柏拉图”相分离的时间及原因;发明早期对话即苏格拉底对话(Socratic dialogues)这一概念的人是谁及其原因;柏拉图研究者们何时开始系统考察或假设中期对话与晚期对话之间的区别及其原因,等等。⑦他将当时柏拉图研究界的诸种范式追溯至19世纪,集中讨论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赫尔曼(K.F.Hermann)、格罗特(George Grote)等人的范式特征、出现的原因及共通之处,认为他们的各种范式的共同特征在于持有某种意义上的发展论,这种发展论源于19世纪初的德国,是在其时浪漫主义精神的熏染下形成的。⑧

  首先,泰勒借用柏林(Isaiah Berlin)对浪漫主义精神的描述,对照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翻译导论,指出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完全类似于黑格尔式的发展观。施氏的发展论特征是:撇开柏拉图对话的外在因素,完全从对话内部出发,强调要对柏拉图思想作发展式理解,即将对话划分为早期、中期、晚期,而且每一个较后的阶段都以较前阶段的结果为先决条件,由此可将柏拉图对话构建成一种体系性的、前后逻辑环环相扣的发展图式。这可以称为“内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⑨。这种完全无视外在因素的进路似乎是施莱尔马赫独有的。

  另一种考虑外在因素的进路则较为流行,可以称之为“外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主要代表是赫尔曼。赫尔曼接受施莱尔马赫的基本预设,即对柏拉图对话要作发展式理解,但他将对话的发展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着重提及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道德和政治状况、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柏拉图漫游各地所受到的苏格拉底之外的影响,并且将对话分期与这些外在事件对应起来。在他的论述中还出现某些新的东西:一是将一组对话认定为本质上是苏格拉底的对话,它真实表现了实际的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二是明确将对话按照编年大致分为早中晚三组。⑩

  此外,泰勒还简略考察赫尔曼之前和稍后德国学界的研究状况,认为那些研究要么和赫尔曼的研究大同小异,要么是赫尔曼和施莱尔马赫二者解释的折衷,不外以下四个特点:一是认为有一组对话写于苏格拉底生前,意在呈现历史上实际的苏格拉底;二是认为受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所激发而创作了一组作品;三是认为受其他哲学学派的影响,柏拉图的某些对话开始脱离苏格拉底而独立发展;四是认为在之前预备的基础上,柏拉图的作品变得越来越体系化并最终抵达某种顶端。(11)这四个特点为19世纪德国柏拉图研究界所共有,虽然各家在具体细节上可能有所不同。

  除德国学者外,泰勒还提到英国的格罗特,认为受德国发展论范式的刺激,格罗特开始挑战这一范式。格罗特强调柏拉图对话的非体系性特征,认为每一部对话都自成一个独立的戏剧世界,完全独立于其它对话;而且我们对柏拉图生平知之甚少,在对话中柏拉图也从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因而无法将对话与外在因素联系起来。他甚至将柏拉图比拟为莎士比亚,认为柏拉图不居住于任何世界,而是创造了每一个世界。格罗特的这种解释似乎既不同于施莱尔马赫的内在进路也不同于赫尔曼的外在进路,但正如泰勒指出的,这些都不是格罗特深思熟虑的想法,在某些关键点上他依旧逃脱不了德国发展论的范式:他欣然接受有关柏拉图拥有形式理论(Theory of Forms)以及拥有其它被称为柏拉图教义之类的学说;他推进了有关柏拉图思想发展以及将对话系于历史背景的假设;抛开编年不谈,他认为在一组对话中,柏拉图描述的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而在另一组对话中,柏拉图最为远离苏格拉底,等等。因而,格罗特为柏拉图对话提供的是一种线性顺序,严格说来其进路是一种混合物,并没有完全脱离发展论范式的影响。(12)

  在讨论19世纪的范式后,泰勒简要提及它在20世纪的回响,比如卡恩(Charles Kahn)等人的“统一派”阅读可以追溯到施莱尔马赫,斯托克(Michael Stoke)等人的后现代解释可以追溯到格罗特,格思里(W.K.C.Guthrie)、沃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厄文(Terence Irwin)等人意在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赫尔曼等人的解释。(13)

  在19世纪的柏拉图研究中,无论是从柏拉图作品的内在关联出发,企图找出某种体系性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进程,还是从柏拉图作品的外在关联出发,企图将柏拉图的作品系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寻求柏拉图思想受外界影响而呈现出的历史发展轨迹,都必然会引出有关柏拉图作品的编年问题,而寻求确切编年的企图又催生出所谓的文体研究(stylometric studies)。文体研究始于19世纪60年代,由坎贝尔(Lewis Campbell)开创。坎贝尔的文体研究大体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法律》晚于《理想国》,以及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报道即柏拉图死时《法律》尚未出版(还在蜡板上),因而认为《法律》是最晚作品且早于《理想国》;接着,他先以《法律》为中心找出文体特征与之近乎相同的《智者》《政治家》《斐勒布》《蒂迈欧》《克里提阿》,将这六部对话定为最晚一组;然后,由于《理想国》的文体特征与最晚那组对话的文体特征虽有很大不同但有不少类似,于是据此以《理想国》为中心找出文体特征与之类似的《斐德若》《巴门尼德》《泰阿泰德》,并将这四部对话定为第二组;最后,其它那些几乎完全不具有最晚对话之文体特征的对话,被定为时间上最早的第一组。(14)

  经过19世纪后半叶语文学家的努力,终于在柏拉图作品中清晰区别出三组文体风格迥异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柏拉图作品的大致编年似乎可以最终确立。在卡恩看来,虽然文体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但仍不失为一项伟大的历史语文学成就。19世纪争论的一个主题就是要为对话的编年顺序寻找一个可靠的标准,而很大程度上正是坎贝尔等人的文体研究才有效地结束了这场争论,因此,其成就被认为可以和同时代的圣经批评(所谓底本假说)以及稍后的荷马批评(所谓口头传统)相媲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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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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