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为什么要区别真与真理

——回应邓晓芒教授的批评

2018-06-27 09:54 来源:《河北学刊》 作者:王路

Why Should We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rue and Truth? Response to the Criticism of Professor Deng Xiaomang

 

  作者简介:王路,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北京 100084 王路(1955-),男,山西定襄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逻辑学、形而上学与分析哲学研究。

  原发信息:《河北学刊》第20182期

  内容提要:将Wahrheit漏译,是不是会影响对康德思想的理解?将同一个Wahrheit译为“真理”和“真理性”,是不是会影响对康德思想的理解?应该将Wahrheit译为“真”还是译为“真理”,这是不是一个涉及如何正确理解康德的先验逻辑以及康德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些都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问题,应该认真对待。特别是,Wahrheit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因此,本文的探讨也具有超出关于康德思想的探讨的意义。

  Does it affect the understanding of Kant's thought by leaking the Wahrheit? Should Wahrheit be translated into “being true” or “truth”? Is this a question of how to understand Kant's transcendental logic and Kant's philosophy correctly? This paper thinks this is a very serious and important issue.In particular,Wahrheit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western philosophy,so the discussion of this paper also has the significance beyond the discussion of Kant's thought.

  关键词:真/真理/真理性/逻辑/being true/truth/nature of truth/logic

 

  我在《河北学刊》2017年第6期发表了《研究还是读后感——关于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的几点看法》一文(以下简称《王文》,引文只注页码),对邓晓芒教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句读》,引文只注页码)提出批评。我的观点很明确:不赞成以讲课录音的方式出书。我认为这样做不严谨,同时我以《句读》为例谈论了我对学术研究的一些看法。邓晓芒教授在《河北学刊》2018年第1期发表了《读后感还是读前有感——关于王路〈研究还是读后感〉的几点回应》一文(以下简称《邓文》,引文只注页码),对《王文》提出批评。假如我的文章惹怒了邓晓芒教授,我可以表示歉意,因为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对《邓文》的许多观点包括论述方式都是不赞同的。《邓文》的写作很有技巧,它首先承认《王文》“采取了‘对事不对人’的方式”,随即指出《王文》“态度之不屑,措辞之严厉”,结论则是《王文》在“吓唬一下”人“而已”,可以“活跃气氛”(《邓文》第8页)。这样,它使一个严肃的学术讨论悄悄变了味儿。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学术态度,也缺乏对被批评者的起码尊重①。本着对邓晓芒教授负责,我将撇开这些非学术的因素,择要对《邓文》中的一些批评作出回应,并进一步论述《王文》中一些没有展开的问题。

  一、关于严谨

  在有关严谨问题这一节,《王文》简单提及《句读》两处文字,一带而过,未展开讨论,而是完整引用《句读》的一段话进行详细讨论。《邓文》则对这两处文字展开论述和反驳。我们看其中一段:

  【《邓文》1】《王文》断言“《句读》本身却是极不严谨的”,其例子就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第261页“引文中出现的康德用语是‘因为’,解读中使用的表达是‘反之’,给出的说明却是:康德‘这样用也没有错’”。查261页引康德的原话是:“如果真理就在于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那么该对象就必然会由此而与其他对象区别开来;因为一个知识如果和它与之相关的那个对象不一致,即使它包含某种或许能适用于其他对象的东西,它也是错误的。”

  我这些解释全都被《王文》撇开不谈,只揪住“因为”和“反之”这样两个在词性上相反的词,就断言我“显然”是将自己的理解“置于康德的理解之上,而不是基于康德的文本(‘因为’)来阐述康德的思想”。令我吃惊的是,作为一位长期专门治分析哲学的学者,王路先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竟如此迟钝!康德在这里谈的是王路先生本行中的问题,即形式逻辑的问题:如果A,则B;“因为”如果非A,则非B。而我的改动只是说:如果A,则B;“反之”,如果非A,则非B。而这两种句式之所以能够顺利转换,是因为康德在这里所使用的是逻辑上的“反证法”,即用反面的否证提供正面的“因为”的理由,正如康德在四个二律背反中到处所运用的那样。在我的《句读》中,不断转换康德的句式、以便用不同的说法来展示康德的同一个意思的做法可以说比比皆是,为的是让学生从更多的视角来切中问题,这需要相当熟练的逻辑思维训练和敏锐的逻辑感,而不是单凭揪字眼就可以跟得上的(《邓文》第10页)。

  这段话有四个意思:一是引出《王文》对《句读》的批评;二是引出所涉及的康德原文;三是删节号(《句读》中关于康德的话的解释);四是关于三的再次说明和对《王文》的批评。我们只讨论一、二和四这几层意思就可以了。《邓文》说这里涉及逻辑问题,那么我们就从逻辑问题入手来讨论。

  一个逻辑常识是,从“如果A,那么B”是得不出“如果非A,那么非B”的,但是反过来可以得出“如果非B,那么非A”。而《邓文》的解释恰恰与这一常识相悖。我不知道这样“熟练的逻辑思维训练”是如何获得的。这样“敏锐的逻辑感”确实是让人无法跟得上的。

  假如不承认以“如果A,那么B”这种形式所表达的东西,而用“如果非A,那么非B”这种形式的表达来说明其不承认的原因,则是另外一回事,起码并不违反逻辑。但是,看不出《句读》有这样的意思,因为它以“反之”替代了“因为”,而《邓文》把这完全归结为逻辑问题,就更看不出这样的意思。逻辑是一回事,语言表达中隐含着逻辑则是另一回事,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王文》基于对逻辑的认识,指出《句读》用“反之”替代康德的“因为”会带来问题。《邓文》自己不是也认同这两个词在词性上是相反的吗?这就是《王文》指出《句读》用“反之”来替代“因为”的不严谨之所在。因为这样一来,康德本来没有问题的论述经过句读就会变得有问题了。

  此外,康德的论述并不是像《邓文》说的那样简单,他的论述并不具有“如果A那么B;因为如果非A那么非B”这种形式。这样,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因此要认真考虑康德以“因为”作出的解释,而不能以“反之”替代,更不能依据自己这种“反之”的解释说康德“没有错”。这是因为,康德的话确实没有错,但是以“反之”来解释是有问题的,这样不仅没有正确地解释康德的意思,反而将它纳入一种错误的说明之中。《王文》对《句读》中的这一问题仅仅提及而不分析,只说它将自己的解释置于康德的解释之上,将它归结为不严谨,完全是因为体谅作者,考虑到这可能是对逻辑缺乏了解,也可能是讲课的随意性所致②。现在看来,情况似乎不是这样。这样的解释被《邓文》称之为“不断地转换康德的句式”,而且似乎是有意为之,这就需要认真对待了:如果将康德没有问题的论述转换为有问题的论述,问题就大了。如果还要对这样的转换方式沾沾自喜,问题就更大了。我认为,至少《邓文》1所说的这个转换显然是有问题的。

  《邓文》对《王文》提出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反驳,只承认一个错误:在康德的一段话中有一处漏译。它发生在下面这句话:

  【康德1】对真理这个名词的解释是:真理是知识和它的对象的一致,这个解释在这里是给定了的前提;但是人们还要求知道,任何一种知识的(真理性的)普遍而可靠的标准是什么(参见《句读》第259页)。

  漏译的是括号中的“真理性”一词。即便承认这一点,《邓文》也是非常不情愿的。它不仅讲了许多关于翻译和句读的话,而且将漏译归结为译本,认为这是译本的问题,而不是《句读》的问题,因此认为《王文》的批评是“误植”(《邓文》第11页)是放错了地方。由于不承认这是《句读》的问题,《邓文》认为“毛病并不像《王文》所说的那么大”(第11页)。为了讨论《邓文》的观点,这里不得不引用一下《王文》的相关批评:

  【《王文》1】假如《句读》如其所说,一句一句对照原文(参见《句读》第1页),当不会出现此处的漏译。假如《句读》能够参照一下现有的其他译本(后者也属于二手文献),也会发现这里的问题。即便从一个有误的译文出发,如果仔细阅读理解,像我们那样对这两句话的关系提出疑问,也是不难做到的。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多是作者想象和联想的东西,也就是说,多是作者头脑中的东西,而不是康德文本中的东西。这样的句读,与严谨无关,距研究尚远,是根本无法令人满意的(《王文》第10页)。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王文》并不是对漏译提出批评,而是对《句读》在漏译处的相关句读提出三点批评。可以看出,这些批评都集中在《句读》没有读出漏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问题。第二个批评与其他中译本相关,即对照其他中译本可以发现漏译的问题。第三个批评涉及《王文》的解读,即康德译文中有一个从关于真理的考虑到关于真理的一般性标准的考虑的过渡,而由于漏译,则看不到这种过渡,因而这里本应该产生疑问。对这两点,《邓文》都没有提及,因此我们也暂且不必讨论,这里只看它关于第一个批评的质疑。

  《邓文》声称并未说过“一句一句对照原文”,而只是对一个节选本的解读。很奇怪,难道“逐字逐句、连一个注释甚至一个标点、一个重音都不放过的解读”、先由学生“依据文本解析一个句子和用词;然后由我再对照德文原文,将这一段从头至尾加以逐句讲解”(《句读》上卷第1页)等等不是《句读》自序中的话吗?难道这样的话没有表达出一句一句对照原文的意思吗?难道它不是在暗示,《句读》完全是依据康德原著在逐字逐句解读吗?难道“对照德文原文”和“逐句讲解”也是有什么歧义的表达吗?然而按照《邓文》的解释,“只要在疑难处对照了一下德文原本,就算是对照了原文”,句读者也没有在课堂上“全面逐字校对的时间和任务”(《邓文》第11页)。这使我非常困惑:如果《句读》自序是对的,那么《邓文》就是在玩文字游戏:以诸如“全面逐字校对”、“就算是”这样的表达使《句读》序中的明确表达弱化或歧义化;如果《邓文》是对的,那么我只能承认,《句读》自序中所说不实,我受了它的误导。

  与漏译相关的解释问题是自明的,其实本来用不着多说些什么。因为漏译了一个词,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词,所以相关句读一定会出问题。但是我们看到,《邓文》充其量也只承认译文有问题,而不承认句读有问题,它不仅用大段笔墨为《句读》辩解,甚至批评《王文》的批评,说它使得“听起来就好像这一漏译是由于我的句读的‘离谱’所导致的”(《邓文》第11页)。对此我只能感叹:“好像”一词用得好啊。

  也许《邓文》真的相信它对漏译的辩护是有道理的,甚至还认为,即使有此漏译,其“解释仍是在康德的轨道上的”(《邓文》第12页)。我不知道,它的意思是说,漏译一两个词并不会影响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呢,还是说,尽管这里少了一个词,但是只要对康德的思想有整体上的把握,解释康德的思想就不会出问题呢,还是暗示,句读者对康德的思想是一种“全息式的讲授”(《邓文》第18-19页),因而不必介意漏掉这么一个词呢?面对这样的辩解,恕我不愿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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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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