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栋:为“中学”寻找价值依据

——王国维学术观的一种新解读

2018-06-30 23:03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作者:周国栋

  内容提要:王国维曾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学术观,论者往往以之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出现的重要特征,从而将其看作现代学术的开山祖。其实,其学术观与国粹学派有很深的渊源,并且其论学重点在于为“中学”寻找存在的价值依据,而不在输入西学。而且他的学术观只在使自己的学术心灵得以安顿而取得暂时的平衡,他关于中、西学关系的论断并没有突破旧的“中体西用”的思想旧格局,所以没有形成现代学术的新“典范”,其治学方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与“实然”的现代学术相背反,所以说他并不能扮演现代学术开山祖的角色。但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自有不可抹杀的贡献,其学术观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恰在于可以纠正现代学术建立之偏。本文旨在从国学的角度谈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贡献,纠正以往在“应然”的角度来判断他学术观意义的失误。

  关键词:中学/学术观/现代学术

 

  好多人都很熟悉王国维说过的这么一段话:“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注:《国学丛刊》前序,《观堂别集》卷4。)它集中表达了王国维的学术观,但有的学者在解读这段话时将之看作现代学术规范出现的标志性特征,甚而把王国维看作现代学术的开山祖(注:刘梦溪:《“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国文化》一九九二年第六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更有的学者因其言学无中西,遂认为王“率先突破了自来限制学术发展的古今、中西以及新旧的畛域,自觉地引进、吸收外来学术思想”(注:鲁西奇:《王国维的学术观》,《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以为王国维彻底拆除了中西学问之间的藩篱,从而才能真正地接受西方文化,竟将王国维视为赞同西化的前驱者了。这其实是对王国维学术观的一种误读,为不顾时空限制灭裂古今差别的抽象式现代解译,以誉前人,前人有所不受。笔者不学,欲从二十世纪初年的具体学术语境出发,对王国维的学术观做出一种比较符合其原意的新解读,或许能为理解现代学术建立和演进的过程,对判断王国维等学人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定位有一孔之助。

  一 国粹学派是王国维学术观最重要的渊源

  王国维的“三无”学术观及一些其它早期的论学言论固然多为戛戛独造,具有很大的原创性,但毕竟仍有渊源所自,其最近最直接的学术渊源就是国粹学派以及一些朝堂有识人士关于“保存国粹”的言论。事实上,国粹派学人关于学术有无新旧、中西、有用无用之分已发其先声。

  国粹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邓实、刘师培、黄节等人,其共同拥戴而又不言自明的盟主是章太炎(注: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20~2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其中心组织为国学保存会,代表刊物即《国粹学报》。《国粹学报》的大部分内容是纯学术的国学文章,包括在史篇、政篇、文篇、学篇、美术篇、丛谈、撰录、藏书志、绍介遗书、附录等栏目当中,而目录里的“社说”一栏特别值得注意,各期的“社说”大都是对当时学争、学风的评论,可以代表国粹派的学术立场。邓实、黄节等人关于《国粹学报》的创刊宗旨、叙言及“社说”的早期诸文实际上构造了国粹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

  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在1905年始创于上海,《国粹学报》到辛亥1911年9月停刊,共刊82期,其百余人撰稿者中既有章太炎、刘师培、孙诒让等清学殿军、正统派后劲,也有廖平、王闿运等晚清今文大师,还有简朝亮、邓实、黄节这些调和汉宋、不论今古的国学名家,可以说《国粹学报》吸引了京沪、江浙、岭南等各地学界名流,其在清末民间学术界的声名之显隆可以想见。而王国维1898~1906年,这段时间恰在上海求学供职(注:袁英光《王国维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国粹学报》之于他不能不有所影响。二十世纪初年的上海新旧中西各学杂倡并兴,性近国学的王国维肯定会对国粹派学人稍有声气相通之感。王国维1906年离沪赴京后,曾分别在1908、1909、1910年先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他的《人间词话》、《戏曲考源》、《优语录》、《宋大曲考》、《录曲余谈》五种(注:《人间词话》载于第47、49、50期,《戏曲考源》载于第51期,《优语录》载于第63~66期,《宋大曲考》载于第63~68期,《录曲余谈》载于第67~69期。罗振玉后于王国维,在学报上刊载其《俑庐日记》,或许王国维之文曾为罗振玉所荐。),使他在正统学界逐渐崭露头角,足证他与国粹学派的渊源之深。

  不过,王国维似与国粹派的早期组织者邓实等人关系并不甚紧密,现有资料显示他与邓实等人并无书信往来(注: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卷,中华书局版。)。今人所编《王国维年谱长编》对此也无记载,仅言“《宋大曲考》、《优语录》、《录曲余谈》皆寄邓实,于上海《国粹学报》中刊之。(注: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第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王国维不与国粹派有深交,原因不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国粹派虽名义上少涉政治,骨子里却激烈排满革命,揭“国学”之名以对抗“君学”(注:见邓实:《国学无用辨》,《国粹学报》第三年丁未第五号(总第三期)。),王国维对此不会不稍有所知,故虽国学保存会声称:“入会毋须捐金,惟须著述见赠于本会者即会员”(注:《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一号(第一期)。),王国维与之只是普通的学术往来。又或者他们本有书信来往,而辛亥革命后,王国维因与之政见不惬,而耻言与之交往的情况,不愿将往还的细节宣诸后世。

  但殊堪玩味的是,王国维除了1911年《国学丛刊》创刊时所作的为众习知的那篇序文外,辛亥革命后他避居日本,1914年续刊时他又曾代罗振玉作过一篇《国学丛刊序》(注:《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而后文并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其中即反映出国粹派在学术上对他的影响,文末言:

  宣统辛亥,某始创刊《国学丛刊》于京师,遭遇国变,中道而缀,今年春,海上友人乞赓续之,亟允其请,编类既竟,乃书其端曰:秦汉以还……观往昔之隆汙,抚今兹之际会,盛衰之数,盖可知矣。某爰始志学,颇识前闻,暨于遁荒,益多暇日,思欲标艺林以寸草,助学海以涓流,乃因同气之求,重续春明之梦,尽发敝箧,聿求友声,聊供研悦之新知,并刊散亡之故籍,先民有作,同惊风雨之晨,来者方多,终冀昌明之日。

  二序文相比,前序文气畅达,笔调清新,意气自得,而后序则行文蹇涩,微露消沉抑郁之气,不难理解这是“遭遇国难”所致。而他所指的“海上友人”又是谁呢?据笔者推测,大概不出上海的沈曾植、缪荃孙等人,因他在日本时就与缪荃孙等人频有书信往来,相与议论学术(注:《王国维全集》书信卷第33~40页。),而他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与在上海的这批清朝遗老交往频繁,还参加了刘承干在上海成立的淞社,其成员多是支持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注:袁英光《王国维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除他们外或许还有邓实等人,因他1916年8月27日就曾拜访过邓实(注:《王国维全集》书信卷第33~40页。)。通读后序,并与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注:《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一号(第一期)。)相比较,会发现两文文末几句有惊人相似处。邓文有云:

  鸣鸡之音,风雨而不己,即以兹晨之美,先为小集之会。嘉宾在座,连逢掖以成云,壶觞既开,聚芳馨而成彩……诗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经,于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夫岂旧之可尚哉?君子不以所恶废乡,风人每以达变怀旧,凡在吾党,当同此心已。

  两文同以《诗经》典故设喻,典出《小雅·伐木》、《郑风·风雨》、《小雅·鹿鸣之什》、《小雅·小旻》诸篇,同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发愿遵“先民”之旨,共刊故籍,研习旧学,以望昌明古学。在此不难看出王国维仍有继国粹派复兴古学之志,国粹派对他的影响仍历历有脉络可寻,只不过后序里不再提什么学无新旧中西之类,这种影响也就显得相当隐晦。

  如果说在后序里寻找国粹派对王国维的影响的辙迹尚须索隐探秘的话,那么表现在前序里的这种证据就昭然可见了。窃以为似乎可以1912年为界,把王国维的学术和思想划分为前后两期,因为虽然就王国维而言,其思想前后还比较一致,不像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人年轻时与年老时变化那么大,但毕竟1912年前后,他的学术观和治学方向都有一个较大改变,共和肇造和清帝逊位对他刺激极深。而国粹派又大都是促成共和的功臣,故此辛亥以后在学术上要寻找王国维受国粹派影响的蛛丝马迹殊为不易。而辛亥前则不然,因学术立场的相近,他受国粹派的影响相对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国学丛刊》前序上,在他辛亥前的《教育小言》、《论近年之学术界》诸文上也是一样。对勘这些文章和《国粹学报》早期“社说”等文便会发现,王国维治学的观点和依据多有与国粹派学人相合处。

  如邓实曾在《拟设国粹学堂启》(注:《国粹学报》第三年丁未第一号(第二十六期))中言:

  乃维今之人,不尚有旧,自外域之学输入,举世风靡,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诮国学而无用,而不知国之不强在于无学,而不在有学。学之有用无用在乎通大义,知古今,而不在乎新与旧之分。今后生小子入学肄业,辄束书不观,日惟鹜于功令利禄之途,卤莽灭裂,浅尝辄止,致士风日趋于浅陋,毋有好古博学通今知时而务为特立有用之学者。由今而降,更三数十年,其孤陋寡闻,视今更何如哉?……

  邓实又曾在《国学无用辨》中言:

  学之为国用者也……今之忧世君子,睹神州之不振,悲中夏之沦亡,则疾首痛心于数千年之古学,以为学之无用,而致于此也。……是故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若夫国学者,不过一二在野君子闭户著书,忧时讲学,基其爱国之忱而为是经生之业,抱残守缺以俟后世而已,其学为帝王所不喜,而亦为举世所不知,学者不察,谩与君学同类,而非之日无用。呜呼!其果真无用欤?抑其不知用也?

  由此可见,邓实等人已经提出学无古今、新旧之分,国学也非无用之学,宜乎王国维说:“顾新旧中西之争,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注:《国学丛刊》前序,《观堂别集》卷4。)”而像王国维所说的“学术之绝久矣(注:《教育小言》刊于1906年《教育世界》137号,收入《静安文集续编》。)”!“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与黄节等人所谓“学之亡也,殆久矣乎(注: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一号(第一期)。)!”“乃学之不明,而非学之无用”(注: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九号(第九号)。)“学术之亡久矣(注: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一号(第一期)。)!”等语何其相近!而王国维所言“今举天下之人而不悦学,几何不胥人人为不祥之人,而胥天下而亡也(注:《国学丛刊》前序,《观堂别集》卷4。)”和国粹派反复强调的“并其学而亡之,而使天下随之以亡也”等语也实出同一话语系统;又王国维所说“故今之学者……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筌蹄视之”“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学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而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注:《国学丛刊》前序,《观堂别集》卷4。)与国粹派所说“今后生小子入学肄业,辄束书不观,日惟鹜于功令利禄之途,卤莽灭裂,浅尝辄止(注:《教育小言》刊于1906年《教育世界》137号,收入《静安文集续编》)”,“国学保存会之设,不过一二下士,优处荒江,寂寞自守(注:邓实:《国粹学报第三周年视典叙》,《国粹学报》第四年戊申第一号(第三十八期)。有趣的是,后来钱钟书也曾说过治学术者,不过一二素心人于荒江野外淡然为之一类的话,似也派出于此。)”等所论证的也都是同样的问题,此例甚多,难以一一列举。

  但邓实、黄节等人所持学术观又有所本,那就是章太炎。《国粹学报》早期“社说”诸文中的许多观点都可以从章太炎的《訄书》以及《演说录》、《国学讲习会序》中找到直接源头,因为章太炎去日本后所持言论是他于1902年左右早在上海张园等处演说时就已反复陈说过的意见。邓实等人当年就多受其影响,于是在《国粹学报》“社说”诸文中直接引用其观点,或对其言论稍加推衍阐释以出之。如邓实称“昆仑逾越种族,知其西来(注:邓实:《国粹学报第一周年纪念辞》)”大概就是受章太炎《訄书》重订本中《序种姓》上篇的影响。又如章在《演讲录》中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勦灭…(注:章太炎:《演讲录》,《民报》第六号第九~十页。)”在《国学讲习会序》(注:《民报》第七号《来稿》。材料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里曾讲:“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夫国学之所以不振,既非有纯相对之障碍物,而所障碍之者,或即出于同一之本原。拘墟者辄用以自戕本可资为消长,而剽妄者乃浅尝以忘其本。……非有人焉,精通国学,能合各种之关键而钩联之,真抉其受蔽之隐害,层层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学说,使之有所据,而进之以绵密精微之理想,使之有所用,无冀幸焉!呜呼!此岂非吾人之日夕梦想者乎?”

  由此看来,王国维和国粹派在学术立场上非常接近,王国维的学术观即是在章太炎、邓实等人论学言论基础上的引申,他们所使用的话语也实出一种系统。实际上,罗振玉当初创办《国学丛刊》,王国维欣然代为《国学丛刊序》,都不无与《国粹学报》作埙篪相应之意。所以欲得王国维学术观的真义,必须从当时的话语环境出发来理解,否则只孤立地抽出他的几句话作现代式解读,只能是逞其臆说,有时适会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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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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