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生存结构与心灵境界

——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

2018-06-30 23:55 来源:《周易研究》 作者:黄玉顺

  内容提要:中国哲学可视为一种“生命哲学”或“生存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生存结构”或“生命结构”,而这种生命结构本质上又体现为阴阳结构。阴阳结构或阴阳范畴,从其内容来看,其实也就是中国人的心灵结构,同时也是我们的心灵境界,体现了一种生命关怀或“生命忧患”意识;从其形式方面来看,则是一种“结构思维”方法。当今人类面临着许许多多紧迫的世界性、全球性问题,以《周易》哲学为代表的中国生命结构哲学或许能够给我们以相当的启示。答案就是:多元一体,共存互补。

  Chinese philosophy can be regarded as a philosophy for life or philosophy for survival.The core issue it concerns is surv-ival structure or life structure.This kind of life structure embodies yin-yang structure in nature.Considered from its con-tents,yin-yang structure or yin-yang category is Chinese peop-les mind structure as well as our mind realm,manifesting a ki-nd of life concern and consciousness of anxiety of life;consi-dered from its mode,it is a structural thinking mode.Modern h-uman are facing a multitude of emergent universal and global issues,Chinese life structure philosophy represented by Zhouy-i can probably give u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The answer is:multi-factors in one body ought to coexist with mutual sup-plement.

  关键词:中国哲学/阴阳/生存结构/心灵境界/Chinese philosophy/yin-yang/survival structure/realm of mind

 

  人类似乎永远面临三大问题:人与自然界之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自身的肉体与心灵之间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些正是中国哲学历来予以特别关注的三大基本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己关系”问题,“身心关系”问题。大家似乎一致同意,在已经到来的21世纪里,这些问题可能将会变得更为严峻。那么,对于如何化解这些问题,中国哲学将可以有怎样的作为?本文就此提出一些思考,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我以为,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生存”问题。这一点如今已充分突显出来,例如关于天人关系的环境问题,关于人际关系的伦理问题,国际关系的南北、南南问题、共同发展问题,关于身心关系的信仰、安身立命问题,无不以生存问题为焦点。人类今日面临的,实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焦虑。而这正是我曾经强调过的、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生命忧患意识”问题。

  生存问题永远是人所面临的最基础的问题,而生存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某种合理的生存结构。这种生存结构体现在上述三大关系中:天人结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结构),人己结构(人与人的关系结构),身心结构(肉体与心灵的关系结构)。这些正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课题,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哲学就是一种“生命结构主义哲学”。

  努力探索人类生存的合理结构,这就是当今哲学家,尤其是中国哲学家的任重道远的时代使命。

  一、中国哲学的生命结构主义

  我把中国哲学视为一种“生命哲学”或者“生存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生存结构”或者“生命结构”。

  对于何谓“生命哲学”或者“生存哲学”,可有几种理解。最狭义的生命哲学,所指的当然是西方20世纪以狄尔泰、柏格森为代表的哲学流派,以至包括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主义,乃至于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但广义的理解,凡有以下特征的都属生命哲学:第一,这种哲学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生命存在或者生存问题,即关注人的生活、生存;第二,这种哲学赋予人的生命存在以一种存在论意义,亦即把生命意向提升为宇宙世界的本原和本质、或者本真存在;第三,要把握这种生命存在,所最需要的不是理智,而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思”、“观”、“领悟”,虽然前者也是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乃是一种典型的生命哲学。中国哲学既具有西方哲学中属于人文主义思潮的生命哲学的生命关怀,又具有西方哲学中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结构主义的结构方法;既不失为作为一种真正的东方哲学的民族特质,又蕴涵着丰富的可以为当今世界所利用的精神资源。而这种中国哲学中最经典的形态,就是《周易》哲学。

  中国生命哲学可谓源远流长,但其第一个系统性的成熟形态无疑是《周易》大传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的终极关怀是“观我生”“观其生”(《易·观》),即对人生的高度关注;它把“三才”(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视为一个大生命系统,从而提出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传》)的思想;它引领我们去直观地领悟这个生命系统的“易道”——天道、地道,尤其人道;它让我们倾听“道言”,然后“言道”。由此,它指示我们将所领悟到的人道运用于我们的人事中,求得天人之际的和谐、人际的和谐、身心的和谐。因此,我们的讨论将主要围绕着《周易》大传的哲学思想来进行。

  毫无疑问,周易哲学的核心可以归结为“阴阳”范畴;而我们更进一步认为,阴阳范畴的实质则可以概括为“生命的结构”:从其内容来看,阴阳范畴是一种“生命忧患”意识;而从其形式方面来看,阴阳范畴则是一种“结构思维”方法。

  阴阳范畴的内容,就是生命关怀,或曰生命忧患意识。故《系辞传》一言以蔽之:“生生之谓易。”孔颖达曰:“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1]这是讲的生命绵延之道,所以我说周易哲学就是生命哲学。又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此即生命忧患意识,或者生存忧患意识。忧患的具体内容随时代而转变,但生命忧患本身是中国哲学永恒的主题。

  阴阳范畴之能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乃在于它契合了这种生命关怀。阴阳范畴在《周易》哲学中的意象原型,是男女交媾而孕育生命这个事实。《说卦传》将八卦视为父母(乾坤)生育了三男三女(震坎艮、巽离兑);《系辞传》对乾坤进行了生殖器官交合前后的描写:“夫乾,其静也专(抟),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合),其动也辟(开),是以广生焉。”《咸卦》及《咸·彖传》还具体描写了交媾的情形:“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咸其辅颊舌,咸其脢”;“二气感应以相与(亲和),止而说(悦),男下女,是以亨(通)。”[2]《易传》中充满了性暗示,人所共知。按郭沫若等人的理解,《周易》古经最原始的阴阳卦画,已是生殖器的写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早期意识总是普遍地存在着性崇拜的;然而将这种性意识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模型的,恐怕唯有中国哲学。

  把男女交媾外推为天地交合,再抽象为阴阳交感,此即《周易》哲学阴阳范畴诞生的逻辑过程,《系辞传》以一语括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从“男女”交媾而直接言及“万物”化育,这是思悟的跃迁。故李贽曾经一语道破:“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焚书》卷三《夫妇论》)[3]此即《家人·彖传》所谓“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姤·彖传》所谓“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儒家《中庸》也已经讲过:“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道家《老子》开宗明义也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始”与“母”值得深味。始者,女之初也。[4]天地之交,如女之初;万物之生,如母之乳。故《老子》亦有“万物负阴而抱阳”之说,即万物皆生于阴阳天地之交。至此,生命存在成为宇宙的本体,阴阳结构成为普遍的法则。此即中国哲学以究“天人之际”的实质。西方生命哲学将个体“生命冲动”本体化,而《周易》哲学则将人际“生命交流”本体化。《周易》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结构;(注:《周易》哲学的“本体”应从两个方面去看;从粗陋的宇宙论角度去看,其本体是自然“天地”;从本质论亦即从真正意义的本体论的角度去看,其本体是“太极”“阴阳”,这并不是实体,而是一种结构:其内容是生存结构,其形式是某种特殊逻辑结构。)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结构,而就是人自身的生存结构。此即《周易》的生命本体论,生命形上学。所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唯其如此,《周易》筮法,凡阴阳相交则吉,而阴阳相背则凶。此乃读《易》解《易》的根本要领。

  阴阳范畴的形式方面,则是结构思维方法。对于这种结构方法,我们可以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上来把握。

  静态的阴阳结构,总体特征就是“二元一体”的关系模型。(注:现今所谓“一元论”“二元论”之说,出自西方。西方哲学之“元”总是某个实体,而本文讲的中国哲学之“元”殊非任何实体,所以若用西方话语来讲,中国哲学既非一元论,也非二元论,因为阴阳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对所谓“一体”也应当作如是观,此“体”殊非西方哲学所谓“本体”,因为它并不是任何实体。要而言之,“二元一体”只是关系。)

  所谓“二元”,是讲阴阳双方的差异对立,其经典表述为“一分为二”,可界定为“同类异性”。本文拈出“同类异性”这个说法,自以为深得《周易》哲学、中国哲学之精髓。物有同类、有异类,而异类不相交,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系辞传》);类有同性、有异性,而同性不相交,所谓“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革·彖传》);“君子和而不同”(孔子)。而在《周易》,男女是同类异性,天地、乾坤、阴阳也都是同类异性。我们知道,一方面,非同类不相交,这是一个生命法则,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一方面,非异性亦不相交,这也是一个生命法则,所谓“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注:这里涉及“同性恋”问题,容另文讨论。)(《睽·彖传》)。这就是说,无论异类之间、还是同性之间都是不可交合的,纵然交合也无“生生”之理。

  所谓“一体”,是讲阴阳双方的亲和统合,其经典表述为“合二而一”,可界定为“共存互补”。此即所谓“和”(孔子语),所谓“交”(方以智)。不和不交,“夫妻反目”(《小畜》)、“上下敌应”(《艮·彖传》),是不符合生命结构法则的。中国哲学中的“和同”论,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那就是史伯讲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同”指既同类,且同性,其交不合生命法则,故“不继”;“和”则仅同类,不同性,其交合乎生命法则,故“生物”。因此,此所谓“和”就是“二元一体”的共存互补的关系:在天、人关系上,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睦;在人、己关系上,就是人际和谐、国际和平等等;在身、心关系上,就是身心调和、心气和平。

  动态的生命结构,则是一种公理方法,或曰“准公理化方法”。(注:所谓“准公理化”是说它并不是现代符号逻辑那样严格的公理方法,但其致思进路却是一致的。而且我深信不疑:中国哲学也是可以严格地加以公理化处理的。)这种思维方法分为两步:首先寻求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揭示某种一般关系、普遍结构;然后由此出发,推演出一系列定理,从而形成一个自足的解释系统。上文已经谈到,《周易》哲学是从人自身的生命现象中发现了这种公理,就是“阴阳”结构,亦即“生命结构”;从而推演出一系列伦理—政治定理,最终形成了自足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这就是《系辞传》所谓的:“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个被引伸、被触长的,就是阴阳公理、生命结构公理。《周易》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作为这样一个生命结构公理体系,把宇宙天地人物推演成一个生命大系统,阴阳结构便是它的公理。

  这种方法在西方科学,尤其现代符号逻辑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主要就是形式化、符号化,成为一种精确的科学工具。在《周易》哲学中,象数派早已企图将它形式化、数理化,但它不是形式逻辑的,而是思辩逻辑的;而义理派则对形式化、数理化不感兴趣,他们注重内容、实际,以之解释生活、理解人生。西方结构主义从列维-斯特劳斯到乔姆斯基,把这种公理方法成功地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仅此而论,西方结构主义与《周易》哲学是相通的:“阴阳”范畴,就类似于结构主义所谓的“深层结构”。但西方结构主义的公理是一种先验的预设,而《周易》生命哲学的公理是生命的直观(仰观俯观,近取远取);西方结构主义是一种科学理性主义,而《周易》生命哲学是一种人文理性主义。此即中国的生命现象学、生命阐释学。

  《周易》哲学这个公理体系既是自为的理性设置,我们可称之为“Lz系统”(《周易》语言系统),但它同时也是自在的形上存在,是“物自身”或“事自身”。所以,它是逻辑与历史的同一,阐释与文本的同一。作为哲学,它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世界是中国人的可能世界。所以,这个公理系统至今在中国思想文化中仍在发挥着基本的“视界”作用。作为理性设置,生命结构公理系统其实也就是中国人的心灵结构,同时也是我们的心灵境界。它是心灵的结构,犹如一面透镜,(注:中西哲学的差异,根本上是这种“心灵透镜”及其透视出来的可能世界/意义世界的差异。)“透视”出人的一种可能世界、可能生活;它是心灵的境界,我们在此安身立命,建立我们的精神家园。按冯友兰先生的划分,中国哲学是欲达至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的精神实质正是《周易》哲学的理念,就是追求合和融通。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同类异性的亲善交合、共存互补,是有境界的表现;同类不交是没有境界的,异性不交也是没有境界的;异类相交是没有境界的,同性相交也是没有境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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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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