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功底、解释学技巧和人文学关怀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意识”

2018-06-30 23:55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作者:杨海文

  内容提要:在新的世纪中,中国哲学史学科依然承担着发掘和弘扬中国哲学史传统的历史使命。为了使这一使命能够在年轻一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身上更好地落实,有必要特别推广并强化包括文献学功底、解释学技巧、人文学关怀在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意识”。

  In the new century,the subject ofthe Chinesephilosophystillundertakesthe historicaltask ofdiscovering andpubliciz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In order to make this task better realizedby theyoungerresearchers of the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it isnecessary topopularizeandsubstantiate"theawareness ofgeneral problems"i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Chinesephilosophy,whichincludestheknowledge ofdocuments,theskill of hermeneutics and the concern for humanities.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研究/一般问题意识/文献学功底/解释学技巧/人文学关怀/the researchonthe 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theawareness of general problems/the knowledgeofdocuments/theskill of hermeneutics/the concern for humanities

  经过将近百年的探索与努力,中国哲学史学科正在逐渐地走向成熟[1](P31~54)。人们亦知道,随着一批批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现行大学体制中正不断地进入作为“阅读/研究共同体”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加之这批人“先天”并未受过良好的国学基础训练、“后天”又置身于现代文化背景之中,这样,中国哲学史学科如何“武装”自己的接班人去承担研究和开发中国哲学史传统的历史使命,也就成了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课题。

  一、文献学功底:“不负有心人”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译本中有一段话:“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应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2](P99)乍一看,仿佛“门修斯”又是一位我们还陌生的国际学术大师。然而,这不过是译、校者给我们开的一个“低级玩笑”,因为Mencius正是英语世界对中国先秦著名思想家孟子的通用译法。另外,看看《孟子·万章上》的“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9·4)(注: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为据。下同。),或者看看《礼记·曾子问》的“曾子问曰:丧有二孤,庙有二主,礼与?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也”[3](P1392),我们还会明白那句格言的作者不是孟子而是孔子。以上这个“玩笑”跟北京大学某位学术明星的严重抄袭事件联系在一起[4],也直接关涉到中国哲学史传统在现代社会及其新生代知识群体中的命运多舛,因此,2002年年初再度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门修斯事件”,有助于我们切入“文献学功底与中国哲学史研究”这一问题视域。

  古文献学,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科班体制中,一般称之为史料学。1949年以来,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冯友兰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张岱年198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在他们看来,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任务之一是对于有关史料进行广泛的调查和探索,任何之二是对于史料进行考订和鉴别[5](P531~532);而且,中国哲学史的初学者们必须做好以下四个方面,亦即收集史料要“全”,审查史料要“真”,了解史料要“透”,选择史料要“精”[6](P312~313)。近年来,也有学者纷纷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

  现行的大学科班体制要借助什么样的有力措施,才能使得年轻一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受到优良的史料学训练呢?基于年轻一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在国学基础训练方面先天营养不足,笔者认为,假如条件允许,我们就有必要深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教学内容,尤其是要使研究生教育层次上的中国哲学专业中的这门必修课逐渐朝着“中国古文献学”靠近。基础性、综合性、边缘性、应用性是中国古文献学在“学科意义”上成熟的标志[7](P3~4),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显然从中可以吸取十分丰富的营养。这里仅就两个方面予以简单的讨论。

  第一,要培养扎扎实实的“训诂学/文字学意识”。年轻一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通常是在简体字中泡大的,他们阅读古籍的能力并不强。其中,最突出的障碍是不太认识繁体字、异体字、古体字,有时甚至将“庙”的繁体“廟”认作“朝”。另外,也不了解简、繁转化时的许多特殊情形,譬如,“归里”在繁体情形下不能写作“归裏”,“御史”在繁体情形下不能写作“禦史”,“辛丑”在繁体情形下不能写作“辛醜”。无庸讳言,这类“文盲”在目前攻读中国哲学学位的研究生中却大有人在。要这类人借助以范畴或观念为中心的《白虎通义》(东汉班固著)、《北溪字义》(宋代陈淳著)、《孟子字义疏证》(清代戴震著),去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精神,无疑不太可能。

  第二,要练就老老实实的“目录学/工具书意识”。抄袭他人的学术观点,是“学术腐败”;抄袭他人的学术资料,何尝不是“学术腐败”呢?靠抄他人文章中的资料来写自己的论文,是不会取得真正的学术成就的;只有通过广泛阅读而得来的资料,才会使自己的学术论文有可能超越他人的研究。在笔者看来,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工作者们,至少要好好读读《四库全书总目》(清代永瑢等撰,中华书局1965年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版)、《道臧索引——五种版本道臧通检》(〔法〕施舟人原编、陈耀庭改编,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大藏经索引》(新文丰出版事业公司影印)这类最基本的文史工具资料书,至少必须清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出版)、《道臧》(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世称“三家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查找方法,必须了解“二十四史”中的《艺文志》与《文苑传》、《儒林传》、《道学传》的一般内容,如此等等。

  随着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最近几年来不断涌现的一种“话语转向”的学术潮流,研究者们是否重视并具备文献学功底,这一点已经显得越来越关键。譬如,《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的发现与公布,已经或正在导引并转换着中国哲学史研究不断地走向关注简帛文献、强调文献功底的“历史/思想史进路”。此外,一大批过去坚持并实践着“哲学/观念史进路”的研究者,越来越内在地意识到:如果不借助“历史/思想史进路”进行长久、强大的知识资源积累,那么,“哲学/观念史进路”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有限的。总之,这一“话语转换”是在辩证式否定、螺旋式上升的基础上完成的,人们有理由期待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通过以文献学功底为坚实基础的“历史—思想史进路”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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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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