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仁术”说对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影响

2018-06-30 23:56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徐仪明

  内容提要:孟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对北宋时期儒医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以“仁术”说最具代表性。“仁术”说见于《孟子·梁惠王上》篇,是孟子对“为仁之道”的阐发。随着孟子地位在北宋的不断升格,孟子学术思想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医学逐渐被定名为“仁术”。孟子“仁术”说促进了官方对医学的重视,北宋诸帝无不提倡医学,使之成为行“仁政”的重要措施。另外,北宋尊孟一派的儒者,无不医儒互参,这也是孟子“仁术”说重要影响的一个具体体现。

  Meng Zi was a great thinker of ancient Chian.His Confucianideas,especially his Benevolent Skill thesis,had exerted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Physicianculture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Recorded in the chapter Kingliang hui wang,Benevolent Skill thesis was Meng Zi'sexplanation of benevolent way.Along with Meng Zi's statusbeing promoted gradually,his academic thought continuouslyextended its influence,and medicine came to benamed"Benevolent Skill".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ng Zi'sBenevolent Skill thesis,Northern Song goverments attachedgreat importance to medicine.All of emperors of Northern Songadvocated medicine and made it a measure in carrying outbenevolent governance.In addition,Northern Song Confucianswho paid homage to Meng Zi mastered both Confucian classicsand medical knowledge,it is another embodiment of importantinfluence of Meng Zi's Benevolent Skill thesis.

  关键词:孟子/仁术说/北宋/儒医文化/Ment Zi/Benevolence Skill theory/Northern Song Dynasty/Confucian Physician culture

 

  孟子被官方封为“邹国公”以配祀孔子在北宋,《孟子》由“子”部升入“经”部亦在北宋。显然,如果要研究孟子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就不能不首先提到北宋。然而对北宋以及北宋以后医学产生最为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当数孟子的“仁术”说。“医为仁术”,在中国古代后期封建社会中已经家喻户晓,今人亦多沿用此说,但未见深考者。

  一 “仁术”说考辨

  “仁术”一词见于《孟子·梁惠王上》篇,为孟子与齐宣王讨论以牛易羊以行衅钟之礼时所说。其上下文较长,现择直接提到“仁术”一词的一段话录此。孟子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1](p15)历来研究《孟子》的学者对这段话都非常重视,做了许多阐释与发挥。总的来说,多是将“仁术”解释为“仁道”。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注说:“孟子解王自责之心曰,无伤于仁,是乃王为仁之道也。时未见羊,羊之为牲次于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远庖厨,不欲见其生食其肉也。”[2](p2670)意思是齐宣王不忍见牛哆嗦可怜之态,因此决定以未见之羊以易之,孟子认为这便是“为仁之道”,君子之所以“远庖厨”便是出此不忍人之心。赵岐这一解释在后世颇有影响。明末人王夫之说:“术者,道也,是四通八达之道。《月令》‘审端经术’‘术’字,原不但作变通说,乃仁中所自有之周行,千条万绪处处逢原者也。则全此觳觫之牛,岂患与先王乐器必衅之礼通达不去。而老老幼幼不忍人危之心,抑岂必坐困一国,而于王者平祸乱。一天下之道有所阻塞哉!”[3](p508)认为道术以不害仁为原则,但其不应拘泥于一,而可以随时变易。清人焦循从训诂考据之学以申此说:“贾子《新书·道术篇》云:‘道者所以接物也,其末者为谓之术。’《说文》行部云:‘术,邑中道也。’郑康成注《礼记》、韦昭注《国语》,皆以道释术,故赵氏以仁道解仁术。”[3](p8485)其广征博引,证明孟子“仁术”说与其“仁道”说相一致。孟子确有“仁道”说。《孟子·尽心下》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2](p329)即是说,“仁”的定义便是“人”,而人之所以为人,则正是因为具有以“仁”为核心的人伦之道。而人伦之道的来源就是人的善性。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与生俱来,“仁”则是恻隐之心扩充的结果。孟子不仅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1](p80),而且直接将恻隐之心归结为“仁”,《孟子·告子上》说,“恻隐之心,仁也”[1](p259)。正因为此,孟子认为“仁”就是人心内在固有的,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行“仁道”便有内在与外在的两条路径。内在路径,就是不断自觉地扩充恻隐之心,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使仁爱之道在内心中上下贾通。而外在的路径,则是要坚持将仁爱之道贯彻体现在各种言论与行动上,其最重要和首要的表现就是爱亲事亲,《孟子·离娄上》说:“仁之实,事亲是也。”[1](p183)事亲尽孝和事君尽忠,便是人立身行世的规范和准则。这种内在的仁爱精神与外在的仁爱行为的结合,便构成了“仁道”的基本内容。孟子这一思想对理学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二程、朱熹对此都有论述。程颐说:“‘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总名。”[5](p156)指出“仁道”就是社会人伦道德的总原则。朱熹受此说影响,亦说:“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6](p436)“仁道”则是就人之“全体之理”而言的。朱熹又说:“吾所谓道者,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当然之实理也……人事当然之实理,乃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可以不闻也。”[6](p180)强调“道”又是社会人伦关系中的“当然之实理”,就是说“道”不仅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而且又是践履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因此“仁术”还可以作为具体实施的方法。朱熹《孟子集注》卷一说:“术,谓法之巧者。”[6](p242)王夫之则更明确地说,“广术之功则在学问思辨,格物穷理之事”[3](p512),就是说社会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推广“仁术”。治病救命的学问是最贴近民生日用的知识与技术的综合体系,随着孟子地位的不断升格、孟子学术思想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医学逐渐被定名为“仁术”。北宋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重视医学的朝代,其与这一时期的尊孟思潮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医为仁术”的格局正是在北宋时期奠定的。下面,笔者就这一问题再作一些具体的论述。

  二 “仁术”说促进了官方对医学的重视

  “仁术”说或“仁道”说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恻隐之心”,即今人所谓的同情心、怜悯心。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1](p79)认为由“不忍人之心”而“推恩”于民的“仁政”即所谓“不忍人之政”。孟子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1](p16)强调统治者只有将自己的“恩泽”由近及远逐渐推广开去,方能安定天下,否则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住。后世帝王对孟子“仁政”说都较为重视,其中北宋诸帝表现得尤为突出。

  宋太宗赵光义诏令臣下翻刻五代时期后蜀之王孟昶所刻《孟子》石经,孟子之书方正式由一统天下的正统王朝升入“经”部。赵光义以重医为推行“仁政”的重要手段,即帝位后立即命令翰林医官王怀隐主持整理前代方书,自太平兴国三年(978)至淳化三年(992),以十四年时间编成百卷本的《太平圣惠方》,并亲为作序,云:“昔自潜邸,求集名方,异术玄针,皆得其要。兼收得妙方千余首,无非亲验,并有准绳。贯在救民,去除疾苦……朕尊居亿兆之上,常以百姓之心,念五气之或乖,恐一物之所失,不尽生理,朕甚悯焉。”[7](p495)序中反复强调“贵在救民”、“朕甚悯焉”,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孟子“推恩”之意。真宗赵恒“道遵先志,肇振斯文”[8](序),命孙奭校刊《孟子》赵岐注,同时又数次下诏向民间颁行《太平圣惠方》,并将太医赵自化所撰《四时养颐图录》更名为《调膳摄生图》,再制序于篇首,以彰其书。仁宗赵祯更是躬行孟子“不忍人之政”的典范,史书、笔记中记载甚多。如宋人邵伯温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不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仁宗闻之恻然,自此殿试不黜落,虽杂犯亦收之末名,为定制。呜呼!可以谓之仁矣。”[9](p14)又如邵伯温之子邵博载曰:“谏官韩绛面奏仁皇帝曰:‘刘献可遣其子以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之失,不敢不闻。’帝曰:‘朕不欲留人过失于心中,卿持归焚之。’呜呼!与世主故相离间大臣,使各暴其短以为明者,异矣。”[10](p4)这两例都显示了仁宗的“侧隐之心”。其在医学方面更有作为,曾命设立“校正医书局”,以医官掌禹锡、高保衡、林亿、孙兆等人负责,对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历代重要医籍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又创办太医局,并诏命全国进行药物普查,编纂《嘉祐本草》,统一针灸经络腧穴标准等。除此之外,还下诏严厉惩处巫医:“自今师巫以邪神为名,屏去病人医食、汤药,断绝亲戚,意涉陷害者,并共谋之人,并比类咒诅律条监之。”[11](卷一○一)仁宗关心民瘼,尝以医药救疫。《宋史》卷一七八载:

  尝因京师大疫,命太医和药,内出犀角二本,析而视之,其一“通天犀”。内侍李舜举请留供帝服御。帝曰:“吾岂贯异物而贱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僦舍钱十日,令太医择善察脉者,即县官授药,审处其症状予之,无使贫民为庸医所误,夭阏其生。[12]

  由以上可知,赵祯庙号为“仁宗”,按儒家的正统观念来看确有其道理。神宗赵顼诏令国子监开刻小字本医书,以低价向民间发售。逮至徽宗赵佶,竟亲撰医著《圣济经》并于重和元年(1118)颁布。其御制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不明平道,未见能人之疾者。……可以济一世之民于仁寿之域,用广黄帝氏之传,岂不美哉?”[7](p496)其人虽向有“佞道”之名,但其传岐黄之术的目的仍是遵循孟子“与民同乐”[1](p27)之教,以期达到孔孟所向往的“仁寿之域”。徽宗以《黄帝内经》与儒家其他经典共同作为“大经”,列为士人猎取功名的必考之书。[11](卷九三)另外,他还组织修订了《本草》、《局方》,主持编写了大型方书《圣济总录》等等。显然,孟子的“外王”之学对北宋诸帝触动颇大,以医学为“仁术”、为“仁政”的重要手段或措施,就是其中的荦荦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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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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