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堂/孟伟: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作用

2018-06-30 23:57 来源:《聊城大学学报.哲社版》 作者:郭庆堂/孟伟

 

  内容提要: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使中国从物质到精神、从经济到政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哲学从传统的经、史、子学发展成为足以与西方哲学对话的现代学科;中国人从在封建专制社会形成的依附性十足的“东亚病夫”转变成为自主自立并与西方人平起平坐的东方巨人;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且濒临灭亡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进入小康水平并向现代化迈进的东方大国。这一切变化除了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之外,西方哲学也起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启蒙和引导作用。

  关 键 词:西方哲学/现代转型/催化/启蒙/引导

 

  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的进化论、社会政治思想、意志主义就传播到中国,此后,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纷纷登陆中国,正是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启迪下,中国哲学才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20世纪初以来,对西方哲学的传播与研究不断深入,中国传统哲学也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下被重新整理、发掘和改造,从而使20世纪中国的哲学园地呈观出繁荣的局面,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左倾”思潮泛滥,西方哲学一度被简单否定并被拒之门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教条化、简单化、绝对化,哲学园地一度出现萧条、荒芜的景象。改革开放以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方针的指导下,哲学领域重新活跃起来,西方哲学的传播与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原创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西方哲学在仔国的传播。著名学者郭湛波在概括20世纪前50年中国思想发展时,就客观地介绍了西方思想的传播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他说:“中国近五十年来思想在中国思想史的贡献,一是对于数千年旧思想之破坏;一是新思想之树立,而新思想之树立,都由西洋思想之介绍,可说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受外来思想之影响。”[1](P347)同样,在20世纪后50年,中国人综合古今中西,实现新的超越,发展自己的哲学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西方哲学思想的启示。

  经过20世纪百年的学习和训练,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催化下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并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精神的制高点,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回顾20世纪西方哲学在中国社会和哲学变革中的作用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到2000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小康,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三次巨变,都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西方哲学来到中国,真正发生重大作用的是三种哲学: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进化论,它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相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科学社会主义文化相联系;改革开放阶段的人本主义,它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相联系。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从戊戌变法时期到“五四”前夕,整整一代革命者,都信奉进化论。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进行革命救亡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的哲学革命和社会革命都取得了积极成果,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的政治对立之中,西方哲学继续输入中国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被视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了严厉批判,除了被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之外,其它西方哲学著作很少再被译成中文出版。“左”倾思潮兴起之后则把所有的西方思想一概拒之门外,结果使中国在发展速度上又一次落后于西方国家,乃至落后于东亚的一些小国。以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契机,开始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西方哲学又一次涌入中国,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相交汇,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和发展,为中国在新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参与竞争并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作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铺垫。在西方哲学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属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也是西方哲学,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本形态,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基本形态,本身已属于中国哲学,所以本文不再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

  一、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催化作用

  对于西方哲学的引进、传播与研究,没有人能够忽视其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那么,从总体上看,西方哲学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历史定位的问题。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看,有人把西方哲学的作用看的非常重要,有人则持保守主义的立场,排斥西方哲学;有人从文化调和的立场出发,主张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接受和改造西方哲学,有人则主张以西方哲学为基础来吸收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正是由于对待西方哲学态度的区别,展开了中西文化的论争,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主义中国本位文化派。

  20世纪中国哲学是指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产生、流行、转型和发展。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自由主义西化派,也不是保守主义中国本位文化派,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并不能给予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以正确的定位。如果要给西方哲学一个恰当的定位,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超越20世纪中国哲学中任何一个派别的立场,走出20世纪特定的狭隘的历史境域。张岱年先生针对中西文化论争曾这样总结,中国哲学的未来是走综合创新之路,而不应局限于单纯的“向西走”和“向东走”。这是一种未来主义的态度。对于西方哲学的定位,恰恰应当站在这样一个面向未来的立场上。也就是说,在21世纪中国人如果创造了新的哲学,那么20世纪就是一个创造新哲学的准备期,准备期的任何一个派别都不足以代表新哲学,来自异域的西方哲学就更不足以代表新哲学了。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应该怎样定位准备期来自西方的哲学呢?它是中国哲学由传统到现代再到未来这一嬗变过程的催化剂。

  首先,新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超越式的发展,西方哲学不过是一种重要的外因。如果说21世纪的新哲学是对20世纪哲学超越式的发展,那么,20世纪的中国哲学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超越式的发展。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系统发展过程,对于一个系统来说,它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系统的内因,而且,最为根本的也是内因。20世纪哲学的变革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这一主流思想本身出现了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它已不适应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从明末到清末,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精神文化内因。即使没有西方哲学的传入,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变革也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再者,中国的现代化虽然是外迫后发型的,但是传统社会本身提出的社会问题20世纪的哲学必须给予回答,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社会内因。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促使其变革的内在因素,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即使西方国家不发动侵华战争,西方哲学不大规模地东渐,中国社会内部迟早也会酿成一场哲学乃至社会的变革或革命。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事实上中国像其他东方国家一样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即使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仍然主要取决于中华民族的内部原因。

  其次,就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条件来讲,新哲学创生的确离不开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以及西方社会对中国传统社会带来的挑战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外因,亦即民族之外的原因。西方列强入侵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明,坚船利炮和民主政治引导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哲学文化。从哲学本身来讲,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发展既带来了严峻挑战,又激发了传统哲学的内在活力,“五四”运动从形式上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从内容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跃迁,这一点也是不争的事实。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如佛学对传统儒学的挑战与改造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样,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挑战本身就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组成部分。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哲学开始传入中国,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挑战,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激活。进化论、唯物史观提供了社会革命与思想革新的理论依据;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给予我们崇尚科学、倡扬理性的现代精神;意志主义、生命哲学提供了对生命与自由的新理解。总之,西方哲学提供了对中国传统哲学全方位的挑战和对其合理内容的激活,并给中国哲学注入了许多新内容。

  然而,我们却不能说西方哲学替代了中国传统哲学。美籍华人学者张灏指出,西方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就是“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一定要谨慎地使用这一概念,如果滥用“‘西方的冲击’的概念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2](P1)就20世纪的各家各派而言,他们实质上也并非单纯的站在极端的立场上。从表面的话语分析,似乎自由主义西化派就是主张用西方哲学替代传统哲学的,而保守主义本位文化派就是主张一概拒斥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能够独立发展的哲学。从深层实质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拿自由主义来说,重视西方哲学自不必说,胡适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今日的冲突》一文中还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主张用西方哲学来替代传统哲学。1935年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就针对自己的批评阐明过自己的立场,从而说明全盘西化的口号存在语病,为了表达本意,全盘西化应当用充分世界化来代替,以此表明并非全盘反传统文化。事实上,胡适始终着力于挖掘传统文化中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胡适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还有策略层面的考虑,他认为,在传统积淀深厚的中国,不极端的主张西化,不足以促进中国的世界化。这样,“全盘西化”就仅仅成了一种手段,正如鲁迅所说,如果你想要开个窗子,那么你得大呼拆房子;如果不这样,你只能拆掉一块砖。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只是一种战术的需要,并非主张用西方哲学来替代传统哲学。保守主义也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哲学。梁漱溟作为现代第一位新儒家,他要维护传统,但是他并没有回避西方哲学的挑战,而是从他提出的文化三路向的文化观出发,主张对于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就是对其人生态度要改一改。从而表明,对于科学与民主是要全盘接受的,只是要加上儒家的人生态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强调吸纳西方哲学和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强调哲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可见,构成20世纪中国哲学组成部分的各个派别都潜在的有一种哲学世界化和现代化的倾向。

  就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西方哲学不能代替中国哲学本身。西方哲学的作用始终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可以说,西方哲学是实施于中国哲学从传统到现代再到未来这一历史嬗变过程的催化剂。西方哲学不能取代、也不可能取代中国哲学,就象西方人不能取代、也不可能取代中国人一样。但是,如果没有西方哲学的帮助、催化,中国哲学单靠自身的嬗变不可能在一个世纪内完成现代转型,并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就像没有西方科学的东渐,中国的科学不会这样快的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一样,如果没有西方哲学的催化,中国哲学也许还在传统的所谓“经、史、子、集”和“汉、宋之争”的学术体例与架构的圈子里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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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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