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海军:科学争议治理的三种模型

2018-07-02 10:03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 作者:海军

Three Models for the Governance of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作者简介:袁海军(197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哲学博士,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知识论、科学哲学等。呼和浩特 010070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0181期

  内容提要:科学争议治理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克服或缓解专家和公众之间的意见分歧。专家的角色依据在于其拥有特定领域的专长,公众作为争议主题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声张权益的权利。我们首先讨论科学争议带来的理论挑战,然后分析三种科学争议治理的模型,即柯林斯等基于专长研究提出的知识论模型,基切尔建立在认知分工概念基础上的公共协商模型和安德森提出的公众评估专长的证词模型,最后是对这些模型规范性的几点评论。

  The main challenge of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is how to make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scientific experts go ahead.Roughly,the role of experts in technological decision-making is based on their expertise,while the public have rights to speak out for their interests.This paper articulates the philosophical issue posed by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firstly,and then discusses three different models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ose controversies,finally,concludes with some remarks.

  关键词:科学争议/专长/良序科学/证词/scientific controversies/expertise/well-ordered science/testimony

  标题注释:内蒙古高校项目“STS视角下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及科学-政治议题中的公众参与研究”(NJSZ14020)。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科学争议的主题日益多样化,包括气候变化、转基因主粮、生物医药及人工智能等,可谓层出不穷。这些争议兼具理论上的复杂性与实践上的紧迫性,背后可能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乃至人类及地球的未来。

  科学争议引发的理论回应多样而复杂。科学争议治理的难处在于取得科学/专家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反思平衡,兼顾有品质的专家建议和公众的合理利益诉求,使其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适当的作用。问题首先在于,科学争议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在理论上的挑战性是什么?随后,我们将依次考察基于专长、认知分工和证词研究对这一理论挑战提出的回应方案。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方案的核心是对科学争议治理的知识论基础和决策合法性的规范性分析。

  一、科学争议的哲学挑战

  科学的公共争议是人们对现存科学与社会关系不满的表现。问题在于,这些实践问题带来的理论挑战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来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在实践中采取行动?

  可以看到,科学/专家与社会/公众的关系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知识论的方面,围绕科学议题的公开辩论充满了技术内容,因此任何对科学争议的分析都无法回避不同群体的知识论立场及其依据。卷入争议的每一方可能都有自己的证据、论证甚至方法论,尽管他们的知识论未必具有同样的品质。其次是社会学的或政治学的方面。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利益偏好,就此而言,所有的公民或公民团体都有追求其合法权益的权利。

  公众与专家之间的观点分歧引发的科学争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从知识方面来看,专家在特定领域具有更多的知识及技能,处在比公众更优越的位置。专家在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优越性是现代社会分工的结果,因此,专家角色的公共适当性有突出的规范性要求。这种要求的核心是专家知识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追求。而从公共利益的构成来看,大众的利益诉求优先于(作为小众的)专家的利益诉求。这样,分析科学争议的挑战性就在于把纠缠在一起的这两个方面说清楚。

  一种建议是在科学与社会之间画出清晰的界线,坚持科学的自主性及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从而保护科学免受来自社会及政治的可能干扰。这种思路的问题在于,上述原则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就逐步得到了认可,科学争议并非产生于这些原则的缺位。尽管纳粹德国和前苏联时期曾出现政治强力干预科学的事件,但这些事件的声名狼藉恰好印证了那些原则早已深入人心。因此,一种合理的推断反倒是那些原则实际上可能是科学争议频发的重要思想根源。

  另一种建议是消除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区隔,把科学知识视为一种直接的社会产品。科学争议就是社会/政治争议,台面上是证据和事实,实际上只有利益和强权。这种还原主义的思路可能带来两方面的损失,一方面是社会及决策过程可能受制于缺乏基于证据的有品质的专家建议,另一方面是富有成效的科学研究丧失了适当的制度及文化保障。

  与上述两种建议相对应,科学争议分析的一种策略是把科学争议视作无知公众对知识权威的挑战,补救措施是通过科学普及尽可能消除公众的无知;另一种是把争议的实质视作以科学为幌子的小众利益对大众利益的侵犯,要做的是揭穿利益的知识论伪装。实际的争议案例可能归入前述某一种类型,但这两种情形可谓是非清楚,因而就转变成了主要是实践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科学争议的案例研究可以论证特定的争议属于哪一种类型,但不能把某一种类型预设为科学争议分析的通用框架,否则就可能混淆分析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差别。

  具有吸引力的争议分析方案不能把科学争议具有的明显双重性简化为知识冲突或利益冲突,而要尝试跨越阻断专家与公众沟通的障碍。一种做法是把科学争议看作专家知识与公共利益的衔接问题,即如何使专家共识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问题。柯林斯和伊文斯基于对专长的研究对此进行了说明。与此形成对照的方案是考虑如何使专家的利益考虑或价值判断服从于公共的利益考虑或价值判断,基切尔运用扩展了的认知劳动分工理论对这种以价值融合为特征的方案进行了论述。第三种做法是把科学争议治理分析为公众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评估专家知识的问题。安德森主张,公众虽然不具备专家知识,但他们能够掌握某种形式的二阶知识,从而足以对专家知识做出充分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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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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