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克思哲学接受史中的“二律背反”及其超越

2018-07-03 10: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三喜

  对马克思哲学在各国接受史状况的把握,要基于其在各国不同的“出场学语境”和“解释学处境”。美国本土哲学的重要代表是实用主义哲学,在其走过古典阶段之后,于20世纪中后期以一种新的形态得到了复兴,这种形态就是新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作为美国当代哲学界的主流,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在美国传播的出场学语境。

  遵循传统哲学模式

  在美国当代哲学这一出场学语境中,马克思最多的一个出场学身份就是“形而上学家”。在新实用主义的用语中,“形而上学”的含义比较宽泛,它并不局限于亚里士多德为形而上学所划定的界限之内,而是与尼采所批评的“柏拉图主义”有些相似。美国当代哲学家普特南将形而上学等同为一种“形而上学实在论”观点:首先,它设定了自在之物的存在,其最主要的规定就是对于心灵的不依赖性;其次,它坚信自在之物的存在允诺了一种唯一的真理,其标准就是与自在之物的符合,而由于某些功能,我们的心灵能够把握住这一真理。

  正是这种以追求大写真理为目的的形而上学构成了马克思在美国当代哲学界那里的出场学语境。根据这种语境,在普特南和罗蒂眼中,马克思的出场学身份就成了一个形而上学家,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个物理主义者。在普特南那里,物理主义与马克思哲学中的唯物论不同,它指的是一种还原论思想。这种还原论尤为显著地表现在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第二个预设上。根据第二个预设,我们能够把握内在于世界本身的大写的真理,而伦理生活的正当性则在于根据这一真理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整个伦理领域的根基应被还原为非人的、不依赖人类心智的自在世界。以现代数学和物理学为典范的现代科学是人类深入了解这一自在世界的唯一通道,伦理学必须以现代科学为标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完善自身并符合世界的目的论要求。普特南对马克思的这一指责得到理查德·罗蒂的赞同,在罗蒂看来,马克思无疑是个科学主义者,因为他坚信自己已经用意识形态批判终结了哲学,并进而用政治经济学研究终结了意识形态批判,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就是《资本论》中的先验论证方式。

  坚守实践唯物主义立场

  虽然普特南和罗蒂都把马克思视为一个形而上学家加以对待,但是马克思在他们那里的出场学身份并不是单一的,这一点在罗蒂晚年的政治哲学论述和普特南早期的亲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非常明显的。与马克思的第一个身份不同,作为准实用主义者的马克思在新实用主义这里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罗蒂对马克思的实用主义解释所采取的策略是突出青年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优先性品格。这一做法的主要依据就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第一条就突出了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实践”的重要性,并指证了以往的唯物主义的错误之处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第二条涉及认识论中的真理观。马克思表明,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关乎思维的“现实性”或“此岸性”问题。在罗蒂看来,这与他自己提倡的反基础主义真理观是非常接近的。

  与罗蒂对早年马克思的赞成相似,普特南通过综合青年马克思和杜威,同样在前者那里发现了一种准实用主义风格。在关于民主理论的论证过程中,存在两种常见的基本策略,第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或“先天的”论证模式,这种论证通过求助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来论证民主的合理性;第二种是“经验心理学”模式,即以经验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方式来为民主制度提供经验性证明。但是,这两种论证策略在杜威看来都不是完美的,他开辟了民主论证理论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同样建基于一种人性理论,不过不再是形而上学的、先天的,而是一种弱化的、“压缩的”版本。这种压缩的人性论认为人类对诸种价值的追求是创造性的,不是被动性地接受存在于某个地方的已然完成的善,而是通过生产性活动为自己制造善。普特南认为,青年马克思同样坚持这一立场,他不仅认为人类并不具有在所有社会形式下保持不变的人性,还进一步指出人类正是通过生产性的非异化劳动来发现并成为自身的。

  在马克思的新实用主义出场学中,除了实用主义实践哲学这一语境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语境,那就是以科耐尔·韦斯特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伦理学语境。韦斯特始终关注个体性的多样性与社会民主制度之间的互动关联,在他看来,这两个面向在马克思那里均得到了充分的关注。马克思从浪漫主义那里看到了维护个体性的多样性和尊严的重要性,又从早期社会主义者那里继承了对“普选权、妇女权利、废奴主义以及工会民主”的重视,这两个面向最终发展为马克思哲学中的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是所谓的“人本主义逻辑”,即这样“一种道德确信:个体性的完善唯有基于一种全方位民主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才是可能的”;第二种逻辑是所谓的“科学主义逻辑”,即“科学地阐释以利益为驱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态机制和发展趋势,这样的社会滋生了一种狭隘的个体性和一种不充分的社会民主”。在由韦斯特规定的这种新实用主义出场学语境中,马克思的出场身份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作为伦理学者的马克思,另一方面是作为实证科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的马克思。

  回到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美国当代哲学中的出场学身份是由两个背反的立场构成的:以普特南和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当其站在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来审视马克思时,倾向于将马克思尤其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视为一个形而上学家;而当他们站在拥护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时,青年马克思便进入他们的视野,在他们看来,青年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所发动的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与实用主义是一致的。而韦斯特作为美国颇有影响的左翼代表人物,他提供的马克思出场学语境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出上述两种语境。

  笔者认为,马克思身份的“二律背反”是新实用主义误读的后果,它唯有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才有可能被超越。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实践既不是抽象的精神或理念,也不是单纯的感性直观,任何对实践进行还原论操作的做法都不能保持实践的本体论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之于马克思哲学就像现象之于现象学一样,都是不能再对其进行还原的“元事实”。实践当然是人的实践,但更为重要的是,人是实践的人,是实践的产物。

  当韦斯特等人将青年马克思视为一个追求个体性的多样性的实用主义者和伦理主义者时,他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体论。这种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同时又是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因为它既是人类对象化力量得以实现的方式,又是这种对象化力量异化自身的方式,并最终还是这种异化了的对象化能够再次扬弃异化回返自身的方式。虽然马克思有可能受惠于浪漫派对个体性的重视,但是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这种个体性的多样性为出发点的。马克思的出发点不是个体性及其尊严,而是作为个体性之真正感性活动的实践。马克思也不是以个体性的多样性为鹄的来提出社会改造的,他的目标不是孤立的具有类本质的个体,而是异化劳动在实践过程中对异化的扬弃。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本身包含有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因为在“被国民经济学家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实践的辩证性得到充分实现:本来是作为对象化力量的实现的劳动,却异化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由此“对象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表明,这种资本主义阶段下劳动的异化状态最终会为异化的扬弃开辟道路,这一点不是基于什么人本主义的道德确信,而是基于实践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和规律,具体而言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规律。如果将马克思的这一贡献直接等同为一种科学主义的实证经济学研究,那就太肤浅了。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拒绝任何还原论操作,不管是对青年马克思的浪漫主义—伦理主义解读,还是对晚年马克思的科学主义—经济主义解读,都没有正视马克思本人赋予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地位,也无法理解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而来的马克思哲学的统一性、整全性。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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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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