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幸福:新时代的幸福观

2018-07-03 10: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林丽婷 裴士军

  幸福是一个永恒而又现实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也就是一种幸福生活。在古希腊,幸福与德性相连,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是诸神对少数幸运之人的恩赐。直到启蒙运动时期,幸福作为一种天赋人权才得以确立,人们可以在现世生活中追求幸福。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消费主义幸福观或物质主义幸福观,但这种幸福观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因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蔓延而遭受质疑。当前,随着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一种新型幸福观呼之欲出,即只有符合生态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换言之,幸福观的形成与转变需要经历长期的历史演进,各个历史时期的幸福观往往会刻上时代烙印,幸福观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征。基于此,我们形成了两点基本认识:第一,要辩证地看待幸福观的历史形成;第二,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坚持一种新型幸福观,即生态幸福观。

  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至上原则

  何谓生态幸福?康德曾说:“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致虽然人人都在想得到它,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的确,要对“生态幸福”进行界定何其困难,甚至常常扑朔迷离。

  在生态伦理学视域内,由于不同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生态幸福观。按照生态幸福的依据是人类利益还是自然利益,生态幸福观常常被披上人类中心论或非人类中心论的外衣。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幸福观从主体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乃是基于人类的幸福实现需要;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幸福观从客体主义立场,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角度出发,直接推导出自然界其他生命也具有幸福权利,主张扩展幸福共同体。很显然,这两种生态幸福观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拓展了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有助于推动传统幸福学的生态学转向。但是,这两种生态幸福观又都具有一定的缺陷。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幸福观不承认自然界的优先性地位,强调通过科技对客体自然的征服与控制来实现人的物质幸福,仍属于一种工业文明幸福观;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幸福观遵循一种“自然至上”的原则,片面强调自然界的优先性地位,忽视了人能够反作用于自然,具有能动地创造幸福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对上述两种生态幸福观都予以批判。关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幸福观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明确认识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实现幸福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只有以人化自然为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实现,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的幸福要以人化自然为劳动对象和生存基础。虽然马克思主义曾提出类似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幸福观“支配自然”的观点,但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提出的,“我们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即是说,马克思主义“支配自然”观念真正表达的含义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追求幸福的实践活动,需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不等于对自然的破坏,追求幸福并不必然会导致生态破坏。对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强调“自然至上”的生态幸福观,马克思主义也予以驳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幸福必须在一定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中才能实现,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抽象地考察幸福问题。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幸福观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及生态关系中,因应人类实践能力提升导致的生态需要而产生的幸福观念。

  简言之,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还没有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扬弃上述两种生态幸福观点及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质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预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树立和形成的新型幸福观,应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观——即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最终,人与自然“和解”的生态幸福社会得以到来。

  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生态文明

  在新时代,生态幸福何以可能?立足理论层面,这一问题必然涉及对生态幸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关系的考察。西方绿色思潮曾经盛极一时,它们抛开社会制度来考察生态幸福问题,认为现代化道路必然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激进地倡导“与自然为邻”,全盘否定科技进步和工业文明,主张现代化与生态保护不相容,具有明显的反现代化特征,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幸福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态幸福是否相容,要结合具体的社会现实、社会制度来分析。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就否定了在生态层面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的可能性。但是,社会主义体制本质上与生态幸福是互补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通过国家调控等方式来克服现代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如马克思提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立足现实层面,我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模糊不清到全面深刻的认识过程。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态幸福是一致的。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目标,再到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三步走”设想,经济建设始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聚焦点,而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与提倡则展现了一个不断加强的过程。近年来,我国明确倡导一种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完全不同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一种全面的现代化观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最终形成了以生态幸福为价值引领的现代化观念,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全面现代化。

  在新时代,我们应继续提倡全民树立生态幸福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我们更有必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明晰生态幸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社会主义现代化已取得的成绩为树立和形成一种符合生态的幸福观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生态幸福观作为一种价值观,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持和价值观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同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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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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