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权:从两次批判看马克思平等观的理论本质

2018-07-03 11:03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陈权

Theoretical Essence of Marx's Idea of Equality:Viewing from Double Critiques

 

  作者简介:陈权,哲学博士,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庆 400044

  原发信息:《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17年第201712期 第45-51页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平等观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有关马克思正义思想讨论中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著述中,他对蒲鲁东和拉萨尔等人的批判直接展现了其平等观的理论本质和特点。对这两次批判进行梳理和总结,一方面能够有效理清马克思平等观的逻辑进路,明确马克思平等观的本质内涵和特点;另一方面也能界定并确立当代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和理论范式,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发展提供有益助力。

  关键词:马克思/平等/蒲鲁东/拉萨尔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5AZD030),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马克思的公平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0202095202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牵引出的对公平正义问题的讨论在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热潮,马克思的正义观也由此得到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和思考,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极大发展。但要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由于奠定正义问题讨论基调的是罗尔斯平等主义的正义思想,因而平等就成为大部分学者用来论证正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例如,德沃金从资源平等出发来对正义做诠释,认为对资源的公平占有是社会正义的基础条件;而诺齐克则强调个人权利的先验性,认为正义是首先保证自由而非要求平等。

  然而,在对马克思的正义思想进行探讨时,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外,大多数讨论者都不约而同地回避了对马克思平等观的说明。在他们看来,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者,以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奉献了一生;其次,马克思作为思想家已经在共产主义的理论中明确提出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这就证明,平等是马克思理论思想和实践运动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必定是一位平等主义者。对于此种现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G.A.科恩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指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平等既是历史发展所不可避免的,也是道德上正确的。”①因而“在过去,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是理想的社会这一问题似乎是一个不必争论的问题”②。

  但我们要追问的是,马克思的平等观是否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问题呢?或者说,马克思平等思想的本质内涵是否可以直接在他的理论著述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事实上并非如此。科恩曾明确地指出:“尽管很多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自己赞同某种平等观,也许任何人都不可能明确地说出自己所赞同的平等原则是什么……”③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对平等原则以及任何其他价值和原则都没有强烈的兴趣,因此,从来没有进行过研究”④。并且,梳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后可以看到,马克思极少用较大的篇幅和集中的语言对平等做出说明,他对该问题的思考和阐释零散地分布在他对其他问题的讨论中。概括而言,马克思对平等的论述主要集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通过对蒲鲁东和拉萨尔两人的理论批判而得以展现的。因此,只有对马克思与蒲鲁东、马克思与拉萨尔的理论论争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才能从中发现马克思平等观的理论内涵,进而把握住马克思平等观的思想本质和理论特点。

  一、第一次平等论争:马克思对蒲鲁东的理论批判与超越

  毫不夸张地讲,蒲鲁东是马克思一生最为主要的理论对手,也是他学术生涯发展中重要的参考人物。通过阅读马克思的理论著作可以看到,他对蒲鲁东的理论态度是由暧昧不明走向明确批判的。一方面,在《神圣家族》中,通过比照蒲鲁东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马克思在肯定蒲鲁东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严厉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从自我意识出发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突出了社会具体现实的基础意义和实践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又对蒲鲁东的平等原则及其政治经济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明了其理论和方法中的浅薄特征,从而将辩证法的内在精神与历史本质表现了出来。可以认为,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与超越是随着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具体而言,马克思对蒲鲁东的理论批判与超越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私有财产”、“什么是真正科学的辩证法”以及“如何看待平等”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上,并且这三个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又呈现出步步为营,层层递进的关系。

  首先,“如何看待私有财产”是马克思在观察和思考“犹太人问题”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落脚点,也是他与蒲鲁东产生交集并达成一致的重心所在。马克思指出,犹太人问题的实质是解放,这个问题并不能够在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而要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做出界定和回答。换言之,鲍威尔等人对该问题的回答是在政治国家的理论前提之下做出的,他们看到的是犹太人和基督教之间的宗教对立,试图将政治解放当作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诉求,忽视了犹太人作为人所要求的最根本的自由。马克思指出,鲍威尔等人以表述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能给出犹太人问题正确的解答,他们“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⑤。那么,应当如何对犹太人问题进行思考?经过缜密的分析,马克思得出结论:“只是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批判还应当做到第三点。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那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⑥由此可知,在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上,马克思比鲍威尔等人的研究更加深刻,视角也更为开阔。他不仅突出了犹太人问题所反映出的自由的普遍性,而且将批判集中到国家和政治生活上来;他不仅要求对基督教国家进行批判,而且也要求对国家的本质进行挖掘,从而用人类解放来替代政治解放,深化了犹太人问题的理论内涵。通过对鲍威尔政治解放路径的分析,马克思跳出了政治解放和国家解放的理论框架。他看到以政治解放为目标,从现代政治国家的角度来批判基督教的国家,只是将宗教与政治国家对立起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解放问题,这就使得犹太人问题乃至解放问题都止步于政治国家之前,忽视了人类解放之于政治解放的超越性和深刻性。

  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做法相反,马克思要求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回到社会生活现实中来考察犹太人问题,将此问题限定为人类从犹太精神即私有财产中的解放。沿着这种理论路数,马克思在剥离出犹太人问题内含的普遍性之后,就将目光投射到对国家的现实基础即市民社会上,试图通过从对市民社会的本质,即对私有财产的分析来回答解放问题。马克思认识到,市民社会中的人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真正的“人”,人权是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因此,对自由权和平等权的具体内容的解读也就自然而然地需要在市民社会或者私有财产的关系中进行,把握私有财产与人的平等和自由之间的关系。正是在此,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视线达到了一致。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明确讲到:“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⑦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的批判之所以拒斥蒲鲁东的理论,主要在于他们是从人性的角度对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做出解释,试图用绝对的神来代替社会历史的运动,而蒲鲁东在对国民经济学的前提——私有财产提出批判后,真正揭示出私有财产关系合乎人性的假象背后非人性的事实,在经济现实的基础上使社会生产关系铺展开来,为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

  然而,马克思也指出,尽管蒲鲁东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私有财产,“以总括全局的方式把私有财产本身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⑧,并且认识到私有财产的矛盾中表现出的贫困事实,试图以平等原则来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事实做出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仍有其内在局限性:这就是蒲鲁东一方面在批判私有财产时并没有真正超出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依然是在国民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内来对经济行为进行说明和阐释;另一方面,蒲鲁东在论述平等时使用的辩证方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套用,没有抓住辩证法的思想精髓,从而陷入肤浅和矛盾的理论泥沼之中。因此,在结束了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开始从方法论范式到理论内容上对蒲鲁东进行了全面和彻底的清算。

  “什么是真正科学的辩证方法”与“如何看待平等”是马克思批判和超越蒲鲁东时的两大主题。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对私有财产做出的批判是不完善的,他在此基础上关心的贫困问题及对平等原则的论述也没有真正深入问题的本质,其最主要原因是蒲鲁东没有掌握真正科学的辩证方法。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虽把目光集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现象和不平等问题上,试图用工资平等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他用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只能把平等的存在当作先验的理性原则,从而无法真正展现平等的内涵和实现平等的价值。具体而言,蒲鲁东认为是私有财产的存在使得劳动者丧失了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又进一步丧失了人的权利,从而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和阶级对立。因此,他以所有权为切入点,通过对人的劳动的分析要求恢复人们获得平等工资的权利。但马克思却认为,这种从所有权入手分析劳动和工资实质上与国民经济学家从劳动出发确证私有财产的理论有重合之处,使得蒲鲁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民经济学家研究方法的干扰,无法脱离他们的逻辑框架,也就不能对私有财产、劳动以及工资的本质做出彻底的考察。那么,要真正回答平等问题,回应蒲鲁东的错误理论,只有“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其中包括对蒲鲁东所了解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蒲鲁东的著作才能被科学地超越”⑨。这即证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实质上承接了他对国民经济学家方法论的批判,是对后者的进一步细化和精炼。

  马克思是如何对国民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进行批判的?他的理论批判的关注点集中在哪些地方?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的首要特点是理论的抽象性,即国民经济学家在构建自身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做出阐释时,是从抽象的范畴和原则出发的,他们将劳动和私有财产视为永恒的、固定不变的概念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对价格、价值、商品等各种范畴做出分析。换句话说,生产、交换、工资和工人等一系列经济行为和经济要素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都是理论研究的基础概念,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演绎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家尽管谈到了工人的劳动,但是却不谈劳动的价值来源;他们讨论商品的价格,却看不到商品价格起伏的本质;他们只关心生产中的工人,而忽略了工人作为人的真正价值需求。“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这意味着,蒲鲁东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从劳动出发对私有财产做出批判,那么他在批判私有财产和论述平等的时候也必然是抽象的。

  进一步而言,在分析贫困问题时,蒲鲁东试图改良黑格尔的辩证法,以一种新的方法论形式来对经济概念和经济范畴的产生及运动做出说明。蒲鲁东指出,最高的理性原则之外不存在与其相对立的客体,也没有能与之融合的主体,它只能自己设定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与自己相融合。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所展示出的神圣公式——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因而,蒲鲁东就认为经济范畴本身包含了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概念,“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⑩,最为紧要的任务是消除坏的方面,保留好的方面。那么,根据他的理论,范畴内部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的消除斗争就是观念发展的历史运动,这使得概念向最好的方面即最高的理性发展。蒲鲁东将此目的认定为最高幸福的平等。平等因此也就成为蒲鲁东政治经济概念体系内的最高原则。但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看法是极其幼稚和可笑的。如果按照蒲鲁东的研究方法来对平等做出解释,将会使得他的平等理论成为一个空架子,即“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11)

  如此,蒲鲁东就是在自身的逻辑架构中进行一种理论和范畴的推演,他没有认识到社会生产的现实性,也没能把握住经济范畴是如何从具体的经验事实上升为抽象概念的运用,更无法认识平等的真正内涵。例如,在阐释劳动、工资和所有权等概念时,蒲鲁东将平等设置为逻辑运演中最为根本的真理原则,认为由它产生了经济范畴的运动和发展,因此要求从平等的原则出发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于是,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公正的分配情形时,蒲鲁东提出工人应与同资本家一样,前者作为提供劳动进行生产的劳动者,后者作为提供生活资料和物质资料的所有权人,因而都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享有平等的工资,社会上的一切工资都应该是平等的!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方法实际上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原则简单化的理解,如果“一旦把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比对,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不再有内在的什么……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12)。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忽略现实社会生产关系,从抽象的概念和原则来谈经济生产与平等就使得平等成为一种先验的和抽象的概念原则,失去了其本身应有的现实性和历史性特征,这恰恰与实践唯物主义是相反的。德法年鉴时期所遭遇到的物质利益难题已经使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绝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13)所以,马克思要求从现实的个人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从实践出发,从现实的前提出发来考察社会生产关系。因而,在平等被蒲鲁东当作一种天命之后,马克思毫不客气地讲到:“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解释事实的多种方式之一。”(14)而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真正的问题则在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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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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