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海峰:从效果历史意识到意识形态批评

——马克思哲学对于解释学的意义

2018-07-05 10:12 来源:《世界哲学》 作者:仰海峰

From the Effective-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o Ideological Criticism:The Hermeneu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s Philosophy

  作者简介:仰海峰,北京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第20181期

  内容提要:在解释过程中,前见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并成为解释中无法克服的前提。解释者的处境所决定的视域与流传物本身的视域所实现的视域融合,形成效果历史意识。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这种前见以及效果历史意识,都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情境及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效果历史意识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接受意识形态批评,从而保证解释学的开放性,形成更为合理性的解释。

  关键词:前见/效果历史意识/经验/意识形态批评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AZX002)的阶段性成果。

  

  在解释学中,循环是理解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施莱尔马赫到海德格尔,对解释学循环的理解有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早期的解释学循环,主要局限于面对文本时所表现出来的整体与部分间的循环,将之运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中,就是特定历史阶段中的个人在面对历史流传物这一整体时,如何确证个人认识的合法性。海德格尔通过将解释学循环作为此在的生存论情境,通过对前见合法性的确证,展现了历史性认识的合法性。在此之后,伽达默尔提出了效果历史意识的思想,进一步确认了解释学的历史性特征。效果历史意识是带有前见的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前见以及由此形成的效果历史意识总会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效果历史意识的合法性确认必然会转向对前见的意识形态批评。进入这个层面,解释的过程一方面要展现思想层面的视域融合,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对思想与社会历史之间内在关系的批评性审视,特别是对思想的意识形态特性进行反思,这是两个不同层级的循环,但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循环。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哲学中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成为反思效果历史意识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一、前见的合法性与效果历史意识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要追问的是存在的意义,但存在的意义并不是摆在某处的事实,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总是必须从对存在意义具有领悟能力的此在着手,这构成了一种循环。对于这种循环,海德格尔认为:“在原理的领域中,人们随时都能轻易地引出论据来指责研究工作陷入了循环论证,但在权衡具体的探索途径时,这种形式上的指责总是徒劳无益的。它丝毫无助于事情的领悟,反而妨碍我们突入探索的园地。”(海德格尔,1987:10)循环构成了解释的一个特征,包含着认识事物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解释中才能得到实现。但这种认识并不是在纯洁状态下进行的,它总受到前见的制约,因此,前见并不像早期解释学认为的那样是必须消除的偏见,它反而成为解释中无法消除的因素,它是过去历史在解释者身上留下的痕迹,“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主体性的焦点乃是哈哈镜。个体的自我思考只是历史生命封闭电路中的一次闪光。因此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伽达默尔,1999:355)解释者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前见而“客观”地面对文本,这样一种客观的态度是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因此,在解释过程中,解释者需要面对内心已有的前见,从而做到合乎事物本身的筹划。

  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前见都是合法的。前见的合理性又来自于哪里?在海德格尔思考的基础上,伽达默尔区分了两种前见:权威的前见和轻率的前见。轻率的前见当然是要克服的,但问题是,权威的前见是否也像启蒙理性所认为的那样具有非法性呢?在这里,伽达默尔对启蒙运动进行了一种反拨:“权威首先是人才有权威。但是,人的权威最终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即承认和认可他人在判断和见解方面超出自己,因而他的判断领先,即他的判断对我们自己的判断具有优先性。……权威依赖于承认,因而依赖于一种理性本身的行动,理性知觉到它自己的局限性,因而承认他人具有更好的见解。”(伽达默尔,1999:358)这样一来,权威性的前见就成为我们这个有限性历史存在的内在规定,也是我们进入文本解释时无法抛弃的前提,无视这一点,就是一种素朴的历史主义,这决定了历史解释在一开始时,就不是以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模式展开的,即将对象与认知者都从特定的情境中抽象出来,把对象看作一个孤立的外在物,把认知者看作一个没有前见的纯洁的存在,历史解释学需要摆脱的正是这种自然科学式的认知模式,以消解传统与历史学之间、历史与历史知识之间的抽象对立。人们总是带有特定的前见对历史文本展开解释,这种受到传统影响的前见所具有的效果与历史研究本身的效果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历史意识,这个过程是一个内在结构的循环,我们总是在历史关系中去认识传统的要素,同时又会探索这一传统要素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历史学研究中的确定对象,历史研究恰恰是将我们带入到历史运动中,带到生活的深处。对历史文本的解释不是对原本的简单复制,在解释者与原作者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历史间距造成的。作为解释者,他总是从自己所处的时代来理解历史流传物,每个解释者的前见都是由特定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或者是由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所规定的。因此,理解根本不是一种纯洁的主体性的行为,而是被置于传统过程中的一种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相互中介,形成新的认识,这种新的历史性的认识就处于这一中介区域,解释学的位置也恰恰在这个中间地带。因此,解释学不仅是一种理解文本的方法,而且是历史生活本身的再现,是我们在当下展现历史生活的行动,解释的过程也是把过去带到当下的过程,正如克罗齐所说的:“在历史进程中所保存和丰富的是历史本身,是灵性。过去不异于在现在而活着,它作为现在的力量而活着,它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中”(克罗齐,1982:68),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克罗齐才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然,这里会再次出现解释学中的老问题:如果解释总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尽管这种创造性活动本身具有历史的合法性,那么个人创造性解释中被理解的意义如何才能保证自身的意义统一性、对他人的可接受性?伽达默尔认为,意义的统一性当然有赖于对文本的原初理解,要有自己生活前见的澄清,但更重要的是解释者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处境,理解不再是简单的对象性的解释,而是面对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事件的真理,“现在所关心的东西不是个人及其意见,而是事情的真理,所以文本就不被理解为单纯生命的表达,而是被严肃地放置在它的真理要求中”。(伽达默尔,1999:381)重视解释者所处的历史进程,这是解释学发展中的根本转变,伽达默尔将这一转变归根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的本体论转向。正是在这一转向中,解释的历史性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时间距离的解释学意义得以呈现出来。“现在,时间不再主要是一种由于其分开和远离而必须被沟通的鸿沟,时间其实乃是现在植根于其中的事件的根本基础。因此,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这种看法其实是历史主义的幼稚假定,即我们必须置身于时代的精神中,我们应当以它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概念和观念来进行思考,并从而能够确保历史的客观性。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伽达默尔,1999:379)只有当这一历史生活本身与现代没有任何关联时,或者说,只有当文本处于一个封闭性之中时,它的永存的意义才可能被客观地认识。从理解的时间性规定来说,哲学本身不再是抽象的体系,而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意义阐释过程,正是在时间的开放性中,不断地造成具有特殊性前见的消失和新的意义呈现出来。也正是因为时间距离,真的前见与虚假的前见才得以区分开来,达到客观性的认识,历史主义的素朴性就在于它相信自己的处理方法而忘记了自己的历史性存在这一生存论规定。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在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中,或者一种关系中实现对历史实在的理解和解释,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样地包含着历史的实在和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展示这种本质的历史的实在性。”(伽达默尔,1997:48)伽达默尔认为,这是一种效果历史,理解在本性上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因为历史学家的兴趣不仅关注历史现象或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而且关注这些现象与文本在历史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在解释历史现象或文本时,历史研究不仅关注两者的直接意义,还会关注两者所受到的历史影响以及它们产生的效果,这构成了历史解释中的深层内容,即效果历史的内容,加之解释者本身的历史性生存的影响,这就更加加强了解释结果的效果历史性。“历史高于有限人类意识的力量正在于:凡在人们由于信仰方法而否认自己的历史性的地方,效果历史就在那里获得认可。”(伽达默尔,1999:387)效果历史意识构成了理解活动过程本身的一个要素,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它都在理解过程中发生着作用。

  效果历史意识是对解释学处境的自我察知,但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处境的特征恰在于:我们很难将自己置于处境的对立面,从而像认识外部对象一样去把握它,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我们既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有时就会忽视制约着我们行为与意识的处境,这使得想要阐明我们的处境,有时甚至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我们总是受到先前历史的束缚,难以直接面对自己进行自我认识。因此,处境限制了视觉,这正是伽达默尔所要讨论的视域问题。

  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没有视域的人无法认识事物,有了视域才能正确评价视域内一切东西的意义。视域本质上属于处境,处境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在历史解释中,从效果历史原则来看,存在着双重视域:一是解释者由前见所带来的当下视域,一个是流传物本身所具有的视域,解释的过程就是两个视域的融合过程,在这种融合中,解释者并不是走向一个外在于自己视域的客观对象,因此必须要破除一种看法,伽达默尔认为就是要避免客观地达到对他人的理解,因为这不是一种真正的谈话方式,真正的谈话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客观地理解他人只是把谈话的一切实质内容仅仅作为了解他人视域的一种手段,而无须达成一致,或者说,这最多只是达到对他者异在性的一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视域也随之变成一种封闭的状态。伽达默尔指出,视域是一种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域,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正是在这个运动中,才有历史意识,因此,即使当我们将自身置于一种“客观”的历史视域时,我们自己的视域也在发挥着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解释者既将自己的个性移入另一种个性中,也以自己的个性来制约由历史文本所展现出来的个性,从而将两者都提升到一种更高的普遍性,以实现视域融合,这种融合保证了视域的开放性,因此,历史效果意识是一种开放的意识,它总是会随着历史本身的进展而不断地打开自己的视域,不断地实现视域之间的融合,可以说,这构成了历史效果意识的内在规定性,从而保证着解释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与人的历史性生存处于同构状态,解释就在这种历史性的事件中打开了真理的空间。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