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偏误与修正

2018-07-12 11:13 来源:《理论探索》 作者:伍志燕

The Errors and Correction of Western Marxism Ideological Theory

  作者简介:伍志燕(1975- ),男,湖南东安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贵阳 550001

  原发信息:《理论探索》第20181期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的哲学范畴,而是涉及多变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确指和意蕴有着特殊含义。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其主要观点包括:凸显“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性,彰显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凸显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关联性,对科学技术是否为意识形态观点相左。其存在的偏误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的内涵认知存在碎片化和片面化,概念的过度中性化淡化了意识形态蕴含的阶级性,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对政治上层建筑及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上走了两个极端。修正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存在的偏误,需科学把握意识形态的内涵;正确处理意识形态蕴含的阶级性,力戒意识形态淡化论和多元论;客观认识观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处理好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关系。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性/党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1BKS058),负责人伍志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4BKS073),负责人杨芳。

 

  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把握的概念,同时又是社会与政治分析词汇中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因为它探究的是“我们最基本的概念的基础和正确性”[1]1。作为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元问题,意识形态的概念、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及阶级性、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关联性、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等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关注的问题。围绕上述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知不一,这些不同的认知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和研究的基点。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观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过长期的发展,不仅发展了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且对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阶级性,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关联性及科学技术是否具有意识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以下主要观点。

  (一)凸显“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意识形态”概念通常有两种不同语境的理解:一种是阶级向度的意识形态,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的使用和把握;另一种是文化心理学向度的意识形态,侧重从文化、心理、语言等方面揭示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内涵。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概念有着紧密联系。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理解和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意识形态为何成为一种被指责的对象?这些问题是大部分学者所探讨的焦点。在大卫·麦克里兰看来,在马克思恩格斯诸多文献中“除了一些特例之外,意识形态总伴随着种种贬义而出现”[1]1。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赋予意识形态以贬义和否定意义,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意识形态在诸多著作中特指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相反的唯心史观;二是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大卫·麦克里兰认为,这种作为唯心史观的意识形态常常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颠倒的意识”。马克思在批判作为意识形态唯心主义的种种表现过程中,意识形态与“颠倒的意识”是等同的。这种意识往往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通过流通领域劳动力“自由交换”的表面现象来歪曲和颠倒社会生活的现实,掩饰和遮蔽生产关系中固有的剥削和真正的不平等。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特意用“照相机”倒立成像来比喻颠倒的现实的意识形态。所谓颠倒的现实,意味着人们作为观念、思想的生产者反过来却受这些观念、思想的支配和制约。这种照相机比喻,显示观念被歪曲成现实。这种认识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资本论》中继续沿用。如马克思谈到“商品拜物教”时,重在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形式(phenomenal forms),与作为它们基础的基本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1]19。乔治拉·雷恩则认为,“颠倒”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概念,与“异化”这一概念紧密相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用资本主义现实的“颠倒”来界定“异化”,强调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等等。二是“幻想或虚饰物”。在乔治拉·雷恩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等进行批判时,常常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幻想”“虚饰物”,正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他(施蒂纳)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2]263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批判的角度来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这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同现实客观事物相对立的“幻想”或“虚饰物”。三是“虚假意识”。马丁·塞林格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有一理论前提预设: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是一种虚假意识论”[3]7。乔治·拉瑞恩则认为,“虚假的意识”本身并不特指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具体虚假性,主要是研究者在意识形态创造过程中歪曲和颠倒黑白,以至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失去了其应有的属性;社会中各种虚假的意识、偏见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各种异化现象以及异化的不同形式而已。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除了用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认知和理解“意识形态”之外,也有学者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认识和理解意识形态概念。如果说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把意识形态的问题规定为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一种“阶级意识”,那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独辟蹊径,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对意识形态作出了另类解释。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主要研究个人精神,与意识形态研究并无直接联系;然而,弗洛伊德的思想确实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含义。在他看来,政治的基本因素是群众与领导之间的关系,而且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加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会加强对权威的肯定。威尔海姆·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对社会性格、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作了精辟的分析。在威尔海姆·赖希看来,马克思关于物质转化为意识形态有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意识形态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头脑发生了什么;二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意识形态如何反作用于经济过程。对此,赖希提出了人格分析的解决方案。依据赖希的观点,意识形态产生于一种虐待性冲动(sadistic impulse),这种冲动由危机时期的政治合法性引起,人格结构作为“意识形态着床的心理层”折射出既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过性格结构的媒介而渗透到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之中。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赖希的结论是自由意志论(libertrian)和社会主义。在威尔海姆·赖希之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埃里希·弗洛姆、西奥多·齐泽克都不同程度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以此来理解意识形态。弗洛姆延续了赖希的思路,将精神分析视为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为此,他提出了社会性格的概念,并将社会性格视为社会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中介环节,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也必须通过社会性格才得以体现。西奥多·齐泽克深受雅克·拉康的影响,从语言学出发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意识形态在为人们绘制一幅完美图景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崇高客体,这种客体不是主体自发产生的,而是他者——意识形态为我们提供的幻象。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并不是因为其本质成为崇高客体,而是因为“它占据了原质的位置,填补、修饰了社会对抗的伤口”[4]634。在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迎合主体欲望,弥补主体空缺,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实现统治、维护同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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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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